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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组图)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1-15  责任编辑: 雨悦

  1950年,王安娜(左三)和王炳南(左一)、李德全(左二)、周恩来(中)、董必武(右一)

1940年,在重庆时的王安娜

1951年,身着军装的王安娜(前右)和战友们

1942年,王安娜与周恩来、王炳南、龚澎在重庆

一九四五年,王安娜、王炳南夫妇和儿子王黎明

  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二十几岁即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投身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王安娜与正在德国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2月夫妇俩一同来到中国。此后,王安娜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20个春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她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先后接受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委托,为八路军运送了大批医疗器械和救援物资,完成了许多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事迹,以争取国际援助机构更多的帮助。

  在她的回忆录里,王安娜深情讲述当年曾共同生活和战斗过的中国朋友,她说:“我曾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我对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土地上的人们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尊敬的心情。”

  ——编者

 

  《嫁给革命的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与故乡德国告别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异邦一样陌生。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

  1935年我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对于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去延安

  3月初,终于有一个去延安的良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西安,他的目的是访问陕西省北部的“红色麦加”。

  我们乘坐的货车,像喘大气似地边发出声响,边摇摇晃晃地行进。车上,除我以外,还有用布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厄尔·列夫和一群爽朗活泼的男女学生。我的身边各有一名西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西北军的士兵是奉杨虎城将军之命,护送我到西北军控制地区的边界;后者则是奉红军之命来接我的,他们忠实地执行任务,和我寸步不离,就连我要去解手,他俩也紧随着我。

  时近傍晚,车抵西安与延安之间最大的城市——洛川。1936年夏,少帅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会谈就在这里举行。我们在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里,挑了一间稍为宽一点儿的房间权做一宿之地。房间里只有一个炕,我和三个女学生睡炕,列夫先生只好卸下一块门板做床,男学生则把随身带着的铺盖打开裹着睡。

  尽管长途跋涉,我却并不觉得疲倦。从上海到陕西,这种遥远是不能单以公里来计算的。踏上这一旅程,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一带地方的人,像穴居时代一样,在吸水性强的黄土深处筑洞而居。西北部体型健壮的农妇,穿着和男人一样宽大的棉衣裤,只是那缠过的双脚上所穿的绣花鞋是鲜艳的,为清一色的蓝色或黑色服装增添了一点色彩。

  在这充满古色古香的情景中,也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在“朝山进香”的大道上,一队队肩背行李的学生,引吭高歌,向着“红色的麦加”进发,他们要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去。这些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为了接受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他们选择了从未体验过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延安坐落在延水的两岸。我们到达延安时,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黄土岩的绝壁,反射出淡淡的光,与蓝天交相辉映。那远处可见的高高的宝塔,屹立在黄土的山上,色彩非常调和,构成了奇丽的风光。从1937年到1947年的10年间,延安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在延安作出的种种决定,不仅影响到这个拥有地球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的历史,而且对其他各国的历史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和当时还被称为“土匪”的人们相会。他们在延安的10年里,对中国的600万人负起领导之责,在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以后,1936年他们把共产主义中国的首都定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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