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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地带"的革命》:要把历史的复杂性讲清楚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6-27 16:00  责任编辑: 苏向东

在历史书领域,著名学者、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每有新书问世必引发广泛关注。最近,他将自己20年前出版的史学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修订再版,这是该书初版绝版多年后的首次再版。杨奎松强调,这本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系统反映了他对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这次修订,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近20万字,补充了更多的史实。出版方认为,该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这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现代史和不熟悉中共革命史,却又很想了解新中国来历的读者,相信会有所帮助。

1987年,杨奎松从中共中央党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要给研究生上课,之前他在党校看到不少材料,逐渐形成了一些观点,便想给学生们讲一点新的东西,《“中间地带”的革命》就是杨奎松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用的讲稿,初版于1991年。

在再版序言中,杨奎松提到,当年出书太急,问题较多,最后一章当时实际上还没有写完,虽然修订这本书可能远不如换个题目写一本新书影响更大,杨奎松还是很想把它再做一遍。他之所以一直心有不甘,还因为这本书当年并没有卖出多少,其中还有一个戏剧化的小细节。当年出版社只印了两千册,发行了半年压在库里还有近千册,“因为没有销出去,我要,他们也乐得全都给了我。然而书拉回去之后,因为家里一时堆不下那么多书,当天下午都搬到三楼的楼道里堆起来,准备第二天把屋子收拾一下,再把书搬进屋里去。可当我第二天想要整理屋子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头天下午在楼道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一本不剩地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也是从那时起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在深夜里专门做这种‘收废品’的工作。”此后,修订再版这本书就成了杨奎松的一个心愿。

为了此次修订,杨奎松几乎放下了手里其他的所有事情,紧赶慢赶,还是忙活了差不多两三个月。杨奎松称,值得欣慰的是,原书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叙述上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这本书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相比较传统中共党史更侧重“内因”的单面解析,杨奎松的研究更强调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全面解读历史,他认为,历史的演进太过复杂,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内因必须结合适当的外因才能起作用,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前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就很难实现中国革命1949年的成功,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修订版的讨论会上,杨奎松说,“作为学者来讲,应该把历史的复杂性讲清楚,我想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讲清这个复杂性”。

与旧著相比,修订版主要增加了很多详尽的史实,把这些年来逐渐开放的新资料和新进展尽可能反映进去。杨奎松还特别对占据全书相当篇幅的注释引文作了规范,逐一核对并注明出处,为原书过长的段落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并在每章结尾处增加了一个“小结”。

新书圆桌

“中间地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

5月底,《“中间地带”的革命》的新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历史学者杨奎松、雷颐、王奇生、王朝光就革命年代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内因与外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众学者也对《“中间地带”的革命》进行了学术评价。

王奇生:

框架、基本观念、基本论述都没有变,只是填充了些新资料的话,那我确实对原来的书大大低估它的价值了。我一开始以为这本书是谈外因的,实际上看完以后,觉得杨奎松把外因和内因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块谈,非常好。

王朝光:

这个书的标题我最感兴趣,这个标题本身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发生的,它为什么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间地带。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其他国家的革命没有成功,或者没有像中国这样独立自主的成功,如果中国太过于靠近前苏联,一定是一个更苏式的革命,如果太靠近美国,可能就是一种西方式的革命,恰恰因为中国真是处在了中间地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概念。

雷颐:

20年过去了,有大量新档案、新资料发现,我觉得比较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随着新资料、新档案的发现并没有否定原来的,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原书的观念、结论、框架,我觉得这本书从老版到新版的意义更多。这本书谈外部因素很多,当然谈外部因素不能离开内部因素,但它是针对从前的著作多数都是讲内因、对外因一提而过甚至过多强调外部因素的负面作用而来的。

专业看法

一部视野和观念全新的革命史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一起,被称作人类历史上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的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内涵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也最丰富。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动与发展,无论是宏观历史,还是微观机理,都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然而长期以来,国内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一直处于半神话半学术的状态。在历史学界,优秀的学者一般都不去研究“革命史”与“党史”。杨奎松是最近二十年间极为少见的以研究“革命史”而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当然,在那些靠研究“革命史”吃饭的“专业”学者眼中,杨奎松绝对是一个“另类”。

杨奎松新出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书名有些“暧昧”,其实是一部视野和观念全新的中共党史。中共革命长达28年,最终取得了胜利。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这几乎是任何一位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的“终极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又是每一位研究者试图回应而又难以简单回应的问题。过去学界大多聚焦于直接对决的国共两方,侧重从国共两党内部探寻和比较两方的制度结构和高层决策机制。杨著更多地将目光引向国共之外的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前苏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近代以来,中国早已被动纳入、进而主动融入到了“世界”体系之中。中国历史也早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的任何重大举措,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与列强的干涉。所以近代以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常常密不可分。一场惊天动地的中国革命,更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在中国革命的很长时间里,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中共自成立起,就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在很长时间里接受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前苏联之外,抗战时期的日本和战后美国也无不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制约因素。40年代的国共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共、美、苏四方力量的博弈和较量。内战与外战,内因与外因,相互纠结在一起。任何一方的决策,都必须思忖另外三方的反应和联动。

杨著首次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在中共28年的革命过程中,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历史进程的演变,有时很难辨清内因和外因孰轻孰重。如同小鸡孵化的过程,没有适当的外在温度,鸡蛋不可能孵出小鸡来。但杨奎松并不是一个外因决定论者。杨著恰恰是将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于中国革命的复杂过程作了恰如其分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全书最后的结论恐怕也会令一些希求得到简单答案的读者感到失望: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哪一方面的因素更大些呢?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杨奎松强调,《“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是他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对中共成长发展历程及其成因看法的一本书,也是他是主要的代表作之一。这一自我定位尤其值得读者关注。

王奇生(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 信息时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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