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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里的"慈悲庵"(组图)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8-11 15:07  责任编辑: 小溪

上世纪初叶,破败的慈悲庵。

文昌阁内的石幢被加以妥善保管。

慈悲庵内外多有各类碑刻、题字。

慈悲庵西侧的游廊,古书上曾有站在此处可以遥望西山的记载。

1920年1月,在商讨“驱张”斗争的集会之后,毛泽东(左四)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下合影留念。

1950年底,毛泽东由罗瑞卿陪同来陶然亭故地重游时指示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组织了7000名民工,清理扩展了景区环境,陶然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开辟的首家公园。图为筑于高台之上的慈悲庵。

溯源

慈悲庵,又称“观音庵”,坐落于陶然亭公园湖心岛西南端的一处高台之上,建自元代。慈悲庵南临凉水河支流,因取土烧窑,周边形成大小深浅不一的窑坑,后积水成湖,芦苇丛生,草木茂盛,极富田园野趣。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负责督办黑窑厂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侧筑亭,取名陶然亭。此后,这里很快成为京城士子、官宦极为青睐的游赏、宴集之地,名声大振,被誉为“城市山林”、“都门胜地”。近代以来,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家曾在此秘密集会,进行政治和革命活动,因此享有“人民革命的摇篮”之称。1979年,慈悲庵被宣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6年夏天,听说开辟成人民公园以后,陶然亭已经“修得很好”,作家张恨水于是拣了一个晴朗的日子,携妻女一同前去。30多年间,多次往返北京,张恨水眼中的陶然亭“一年比一年坏”,只剩下“地匝万芦吹絮乱”。而此次重临陶然亭,却已是“西南北三面房屋,门户洞开,偏西一面有一带廊子,正好远望。房屋已经过修饰,这里有服务外卖茶,并有茶点部。坐在廊下喝茶,感到非常幽静”。或许是受到陶然亭盛名的遮掩,对于陶然亭所在的“那几间庙宇”,张恨水却觉得“可以不必谈”。(张恨水《陶然亭》,载1956年8月20日、21日《北京日报》)

窑厂地形“掘”就田园风光

“那几间庙宇”就是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史志办主任陈泽新介绍,现存较早的关于慈悲庵的记载,见于清朝康熙二年(1633年)宛平人田种玉(后曾任工部尚书)所撰《重修黑窑厂观音庵碑记》,其中称“观音庵者,普门大寺香火院也,创于元,沿于明……”(该碑原立于慈悲庵前院观音殿殿廊东侧,‘文革’期间被毁,残存碑文拓片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这也是关于慈悲庵创设年代最为直接的记录。

然而,在元明两代,关于慈悲庵的文献记载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陈泽新认为,慈悲庵建造之初,原本不过是大都城外一处普普通通的小庙;直到明代嘉靖三十二年重修北京城,才将这一带划入外城范围内,因临近右安门,形成“都门盛景”之致。

不过,可以确认的是,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在慈悲庵附近设立官窑厂。明清两代沿袭元制,继续在此设窑,制作砖瓦,“以供营缮”,称为“黑窑厂”。因长期取土烧窑,在原本土山遍布的地方留下许多大大小小的窑坑,这些窑坑积水成湖,逐渐形成“陂陇高下,蒲渚参差”的田园风光。

“我们现在看到的慈悲庵处在一个4米多高的台地上,三面环水,应该就是黑窑厂取土烧砖、形成湖泊的结果。而在明代,慈悲庵四周还先后构筑了许多著名的私家园林,如刺梅园、祖园等等。”陈泽新说,“这也证明,自明代中叶以后,慈悲庵就已经成为京城士子名流的游息之地。不过,这里真正声名大振,还应该是清初,特别是在慈悲庵西部修筑陶然亭之后。”

陶然亭成士子宴饮处

关于江藻在慈悲庵修建陶然亭一事,清代多种文献中均有记载,《日下旧闻考》中更是录入了江藻个人的《陶然吟》一诗,诗前小引说“西面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间,坐而乐之,时时往游焉。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偶忆白乐天(白居易)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来此亦复有心醉这,遂颜曰陶然。”

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党委书记吕新杰介绍,初修陶然亭时,江藻时任工部郎中,监管黑窑厂事务,小引中所说“小轩”其实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改筑而成,最早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座亭子。陶然亭原本不过是江藻自己为工余闲暇休息而建,但建成以后,同僚、士子往来频繁,因亭子容纳人数有限,因此在十年以后又“广延同志”,拆除亭子构筑了三间敞轩。

“不过,陶然亭一名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是江藻所建,所以陶然亭也被称为‘江亭’。”

吕新杰援引清代戴璐《藤阴杂记》中的记载说,自陶然亭建成以后,每逢春秋两季,天气晴好的时节,陶然亭中的聚会宴饮均座无虚席;各省进京赶考的举子,考试结束以后,也常常在陶然亭宴集酬唱,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浙江省的应考生员甚至把陶然亭作为他们固定的宴集之地;40年以后,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考生也多在陶然亭集会。

吕新杰认为,因陶然亭只有三间敞轩,容纳能力有限,因此所谓的宴集之地其实也包括慈悲庵;另外,慈悲庵内南北西三面的僧房也可以作为人们的留宿之地。“所以,陶然亭其实承担了清代无数士子、官宦的欢乐、彷徨和疑惑,从志得意满到颓然失意,都是如此。”吕新杰说,“除去日常的宴集以外,许多京官外任或者外地官员进京,也都要在陶然亭内践行或者接风。”

旧、新民主主义革命发轫之地

据陈泽新介绍,慈悲庵内原本主要由两重大殿组成,前院正中主殿为观音殿,南侧与之相对的是准提殿,周围则以僧房围绕;后来添建的重要建筑除去后院西侧的陶然亭以外,还有东北部单独成院的文昌阁。文昌阁大约建于雍正年间,主要供奉道教神祗文昌帝君,在佛教建筑中添建文昌阁,这是寺内僧侣为吸引官宦士子而采取的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

据传,乾隆年间,慈悲庵主持还邀请大学士纪晓岚从唐诗中集句,制作了“文昌阁签诗”100首,供前来的文人士子们抽取,以问卜吉凶。此后,文昌阁抽签成为慈悲庵内的又一惯例。

“自陶然亭建成以后,慈悲庵在300年内可以说一直是宣南地区的文化活动中心,以至‘宇内无有不知有此亭者’。特别是乾隆以后,到陶然亭赏花看碑、消夏消寒、上巳春禊、重阳登高,已成为文人仕宦的传统活动。因此,清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在这里都有过活动,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据我们考证,到过陶然亭和慈悲庵,现在有作品可查的文化名人就达260多位。”吕新杰说,“而在清代中叶以后,随着时局的动荡和朝政的颓败,慈悲庵和陶然亭还常常成为爱国志士和众多革命家秘密集会的场所。这一点,和慈悲庵偏处南城,相对远离朝廷无疑有着直接的关系。”

比如道光年间,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黄爵滋等人就经常相会于陶然亭。也正是在这里,林则徐、黄爵滋等主持策划了禁烟运动的最早方案,“包括怎样起草、上陈奏章”。张之洞、谭嗣同、孙中山都曾在陶然亭留下足迹。

随着北京交通的发展和京城西山一带逐渐成为文人士子们游览的新去向,咸丰直到清末,偏处城南一隅的陶然亭一带已经日渐冷清。1917年春,诗人樊增祥仍曾与六七十位遗老相会于陶然亭修禊,但陶然亭的文人盛事此时到底已是末日黄花。张恨水在1921年看到的陶然亭不过是破烂的屋舍和乱坟,他不知道,在零落的树木间,正有革命志士活动其间,一系列引领中国走向的举措在此展开…… 

说古

慈悲庵里头都是男信徒

陈泽新,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史志办主任

看“慈悲庵”的名字,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在这里出家的应该是一群尼姑。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在慈悲庵里出家的历来都是男性僧人。

查古代字书可知,“庵”的本义是小草房,应用于佛教建筑后,专指小庙,至于里面的僧侣是男是女,却不一定。将“庵”和尼姑挂钩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过去女性出家的相对较少,她们修行的寺庙一般规模也较小,所以大多称为庵,这样时间一久,一提到“庵”,人们就以为是尼姑庵了。

当代关于慈悲庵的创建时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创于元,一说创于辽。创于元之说最早见于康熙二年田种玉撰写的《重修黑窑厂观音庵碑记》。而创于辽之说,则见于光绪年间再次重修后,步青云所撰的《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

慈悲庵现存有两座石幢,一为辽幢,一为金幢。但这两个石幢幢记上均没有关于慈悲庵的任何记载。

《光绪顺天府志》虽然提到了重修,但时为“明成化九年”,与金已经相差了两个朝代。《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也都采用了“创于元”的说法。所以,步青云的说法其实是误把辽幢建幢年代当成慈悲庵创建年代的结果。

地缘

陶然亭是“近水楼台”

吕新杰,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党委书记

陶然亭和慈悲庵在清代以后逐渐繁盛起来,成为文人士子、达官贵人交游的一处重要场所,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清初北京开始实行满汉分治政策,按照规定,除寺庙中的僧道和投充入旗的汉人不必迁移以外,所有的汉官和普通百姓都要迁往南城居住;

第二,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年进京赶考的达到3000人左右,这些人也大多居住在宣南的会馆之中。据统计,光绪末年,南城会馆有254所,分布于宣南的108个胡同中,离陶然亭最近的烂缦胡同中,就有6座会馆;

第三,当时南城除普通士子以外,还居住着大量汉族官僚;而各省进京述职的官员或外放官员,也会暂住在南城会馆之中。无论同年、同乡还是同门,交游相聚最便利的地方自然当属离他们最近的陶然亭;

最后,清代北京内城的皇家园林均为禁地,普通士子官员难得进入;西山一带交通不便,很难当做日常交游的场所。南城的山水田园相对稀缺,当时文人士子们常去的有陶然亭、万柳堂、报国寺、天宁寺、长椿寺、崇效寺等,而这其中,最具规模的则当属陶然亭一带。

秘境

“革命摇篮”里的共产党早期活动

黄宗汉,宣南文史专家

慈悲庵和陶然亭曾是多位革命家的重要活动场所,这里对于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筹备发挥了重要作用,慈悲庵也因此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被誉为“人民革命的摇篮”。

进步革命团体在此集结

1919年底,毛泽东率领湖南赴京代表团来到北京,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士绅宣传“驱张(张敬尧)”。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和邓中夏及湖南学生社团“辅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罗章龙及辅社在京成员,在陶然亭集会,商讨了“驱张”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下合影留念。

不久以后,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等五个进步团体,为探讨“五四”运动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促进各进步社团思想行动统一,又在陶然亭北厅举行了茶话会。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都参加了这次活动。

慈悲庵的秘密党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8月,负责北方党组织工作的李大钊在慈悲庵为刚刚建立的北京市党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工作场所。

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陈愚生刚刚丧妻不久,于是李大钊以让陈愚生为夫人守墓为名,租下了慈悲庵后院的两间南房,用以进行秘密会议,并与同志进行秘密联络。这个活动场所一直使用到1923年,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都曾经在此进行秘密活动——

从地理方面,这里距闹市虽近,但它自身在当时却是一个偏僻的地区,这种地方便于革命者往返联系,也容易避开敌人的耳目;从历史方面看,这里是传统的文人墨客休闲的地方,人们不会对知识阶层的到来产生异常的感觉。

采写/记者耿继秋 摄影/记者 尹亚飞

文章来源: 新京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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