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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圣"方先之 创办中国骨科"黄埔军校"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3-09  责任编辑: 钟明

1906年,方先之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方先之自幼勤奋好学,后进入浙江嘉兴的百年名校,秀州中学。在秀州中学1925年的毕业生名录上,方先之的名字赫然于纸上,那个时候,他叫“方先知”。与此前我们寻访的另一位协和名医金显宅一样,方先之在1925年中学毕业后,也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按照入学时间来看,他是金显宅的“师弟”。此后,沿着与师兄同样的足迹,方先之也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苦读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及讲师,深受各级医师推崇及爱戴。1938年他被派往美国波士顿大学深造,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继续任教。

创办天津首家骨科医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协和很多知名医师都纷纷来到天津暂避,方先之只随身带了一只小皮箱。来津不久,张纪正、柯应夔等原协和医院医师与方先之商议筹办天和医院,意思是“天津的协和”。

1942年7月1日,天和医院开业,方先之负责骨科,兼看外科。骨科门诊开业之后,前来就诊者日益增多,骨科病床总是不够用,于是方先之决定自行筹办天津骨科医院。

筹办这所医院,方先之幸运地得到了周学熙的大力支持。在天和医院工作时,方先之曾为周学熙的夫人治过病,由于医术精湛,药到病除,因而深得周学熙信任。创办骨科医院,方先之找到周学熙寻求帮助,周学熙二话没说,立刻出面组织了骨科医院董事会。1944年8月1日,天津私人骨科医院在沙市道正式开业,方先之任院长。

刚开业时,医院的规模很小,只有十张病床,分三等,还设有等外床和包干床,用来照顾穷苦病人。开业初期医护及工作人员也只有十个人,方先之除主持日常医疗外,还要做化验、挂号等工作。由于方先之医术精湛,骨病患者纷纷慕名而来,1946年骨科医院又迁到长沙路,病床增加到四十张,医护人员也有所增加。

看他手术如看表演

方先之在骨科医疗事业上的贡献很多:他对骨科进行分类,建立了现代骨科建制;他对骨肿瘤的分类简明扼要,人称“方式分类法”;他在全国首创“切开复位及内固定”手术疗法,使关节骨折的治愈率与功能恢复率大为提高;他反复进行疗效监测,推进中西医结合骨折疗法等。而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首创了骨关节结核病灶手术清除疗法。

上世纪四十年代,骨关节结核病还被当做是一种束手无策的顽症。医生们采用保守疗法,病人只能完全卧床,局部制动,很少施用外科手术。日本医生曾宣称手术清除病灶是“通向死亡的道路”,被视为禁区,无人问津。

方先之偏要闯这个“禁区”。他从1947年开始就对骨关节结核病灶清除疗法进行临床实验,到1950年手术终获成功。据人民医院骨科统计,自1951年至1955年11月间,共655例骨关节结核病人施用手术治疗,其中596人病愈出院,治愈率达90%以上,病人平均治愈时间也由过去的六七年缩短到八九个月。

方先之的医学创新得到了全世界医学界的关注。苏联学者到中国参观的时候,对方先之的手术叹为观止。半个世纪后,他的学生费起礼回忆说:“方先生的手术,干净利落,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整个手术下来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中国骨科的“黄埔军校”

1950年抗美援朝,方先之满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忱,首批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下,方先之每天从早到晚都坚持手术,千方百计地减轻伤员的痛苦。但在前线,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骨科专家缺乏,很多伤员未能得到及时准确的救治,一些不该截肢的伤员被截肢了。方先之感到非常痛心,同时深感培养骨科人才迫在眉睫。回国后,他联合国内部分骨科专家,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成立骨科医师进修班。

1953年,卫生部委托方先之在天津创办了骨科医师进修班,到他去世时,一共办了十五期,每期四十人。这些学员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医院,成为我国骨科医学权威。

按照方先之的主张,骨科医师进修班边上课、边实习,每个学员都要进病房。方先之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编改讲义,亲自讲课,他要求主讲大夫们每年都要在讲义中补充新材料。每一位主讲大夫讲课时,他都准时去听,从不迟到早退,有的讲稿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定稿。方先之还制作幻灯并示教手术,作直观教学。为交流进修医师间的学术成就,方先之在1957年创办了《骨科进修通讯》,作为进修班的学术刊物。这本杂志在1961年改为《天津医药杂志骨科附刊》,是《中华骨科杂志》的前身。

盛夏清晨做手术

方先之太热爱自己的医学事业,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工作。在儿女眼中,这个父亲对待病人细致入微,甚至比对待自己的家人还要好。

方先之的儿子方崇悦回忆:“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工作的时间很长,他很少在家,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忙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书。晚年的时候,有关部门给他安排了专车,他坐了几天,硬要坚持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问他。他说,我骑自行车,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也给国家省点儿钱。”

“老师特别替病人着想。过去没有空调机,夏天做手术,病人长时间躺在病床上,光是燥热就很痛苦。我们当时的制冷设备就是一台电扇和经过处理的巨大冰块。电扇对着墙壁吹冰块,产生的冷风经过墙壁反射到整个房间,为手术室降温。方先生考虑到病人的痛苦,就在盛夏季节里,把每天的手术提早到清晨六点半钟,这样就可以在一天最高气温到来前结束手术,让病人提早休息。”费起礼回忆。

十年动乱期间,方先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被剥夺了手术的权利,每天的工作是扫厕所。费起礼回忆起那段岁月,动情地说:“方先生为人认真,连打扫厕所都一丝不苟。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干净的厕所。”而此时,方先之已经患肝癌很久了。

1968年6月29日,一位中年男子怀抱婴儿急匆匆跑进天津骨科医院门诊大厅。他千里迢迢从云南边陲慕名来到天津骨科医院,就是希望“骨圣”能够抢救自己病危的男婴。可是他却听人们说:方先之去世了。中年男子号啕大哭,悲恸的哭声在门诊大厅里久久回荡着……

文章来源: 城市快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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