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外，看“中医”

    参加见面会的本报摄影记者王轶庶形容见面过程就像“看中医”，“不过他们的医德比较好，看完作品后会认真地跟你交流。”

    “大夫”们并非什么都管看，活动网站早已公布各位专家的背景和兴趣，摄影师可根据自己的作品风格挑选自觉“对胃口”的专家见面。譬如艺术评论家克里斯多弗·坦拿特“对新奇、创新或跨学科的作品感兴趣，愿意点评除了情色摄影的各种作品”；而德国策展人塞琳娜“对点评优秀的新闻摄影或艺术收藏级制作的摄影新作很有兴趣，不喜欢商业或广告摄影”。

    “诊断”的过程十分私密，记者不可以走近任何对话双方探听内容。但在会后与专家交谈，他们大多显得十分谦虚。“在20分钟里就给一位摄影师提出指导、建议，这是很不公平的。”美国“光圈基金会”的展览项目主管黛安娜·艾金说。洛杉矶郡立美术馆摄影部策展人蒂姆·赖德觉得自己“可能不够格来评论这些作品。尤其那些纪实类的影像，我想我得研究很多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读懂这些照片”。

    有时候他们的评点很率性。《中国民航》杂志编辑路泞的一幅照片上是农妇停灵中的遗体，土墙上挂着她的遗像，一位西方专家说：“我不喜欢。我已经很老了，越来越看不得死亡……”

    在现场看，感觉大量作品是纪实类摄影，可归为当代艺术类的观念摄影并不多；但参与作者初选的中国专家李媚认为，两类作者大致均衡。

    自由摄影师刘丽杰带去了自己的两套作品，彩色观念摄影《另一种片段》和一套黑白的纪实摄影，前者得到了极大认同。甚至有几位并未约定的专家，在会场四周摆起的“地摊”上看到这套作品，主动找她谈话。“有的专家建议我继续拍摄这种风格的照片，不该拍黑白那种。他们觉得拍黑白纪实的人太多了。有一位跟我说：这几天看了好多西藏的照片，看到你的，感觉特别好。”刘丽杰说：“我觉得他们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喜欢我的作品。”

    自由摄影师杨国伟以1980年前后出生的青年才俊为主角，拍摄了一个颇具超现实感的系列———这些才俊很另类，包括滑板高手、街舞冠军、电脑游戏CS冠军、收集铁皮玩具或者苹果电脑的摇滚乐手等等。“一位专家觉得我的关注点暂时显得另类、边缘，可能不受当代人注意。但也许10年、20年后，这一代人40多岁，开始怀念他们的青春，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会很有价值。”他打算继续拍摄100－200个“各行代表人物”，但专家的意见出现对立，“有的人完全不认可，劝我改方向；有的鼓励我继续……我觉得无所谓，相信自己才最重要吧。”

    有数家机构向刘丽杰表达了为她在国外办展览的意向。“只是现在作品还不够多，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要我在两三个月内就把下一个计划，甚至是草图发给他们。总之在2008年前要和他们勤联系。”刘丽杰说。杨国伟同样获得了两三个展览合作意向。德国科隆的一位策展人提了非常详细的问题，他认为杨的照片要放大到3米甚至6米的画幅才够有力。“我现在拍完的这些数码照片可能不够印到6米那么大，他要我下一次拍到足够大。”

    多数摄影师获得的是长远而非即时的机会，这由西方美术馆、画廊的运营方式决定。“我在一个相当大的美术馆工作。我想我的职责就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观察摄影师的艺术成就，再考虑有什么可以纳入我们的收藏。如果有我感兴趣、想拿来做展览的，那也是一个5到6年的过程。”蒂姆·赖德说。

    黛安娜·艾金的意见很一致：“我们很有幸看到这么多类型的作品，现在得回去慢慢考虑了。我们许不了任何承诺，得看有什么合适的机会能把什么作品纳入我们的计划中去。对中国摄影师来说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认识很多人，就算我们不能要也总有人能要，这已经为他们建立了人际网，推出他们的作品。”

    路泞在见面会上就卖出了几幅照片，买主是德国一家画廊。“他们说，也就是拿回去让那边的收藏家看看，他们会对你的作品有判断。”但旧金山现代艺术馆高级摄影评论人桑德拉·菲利浦斯的反应又比较冷淡。“她认为这样的照片还可以更好。她说你还很年轻，历练还短，希望你坚持更长久的影像纪录，形成摄影师的独特眼光———我不太明白她说的意思，还得好好想想。”路泞说。

    你受伤了么？

    在国外市场已颇有成就的摄影师刘铮到了会场，并非参加见面，只是来看行内的老朋友。他的旁观显得冷峻：“这是个很成功的商业活动，很好地把各方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但这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流机会———外国专家会根据自己的目标、喜好做判断，而中国摄影师对此没什么准备，完全没有自我保护，很容易受到伤害。”

    《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也持谨慎立场：“31位专家不代表全世界。对很多摄影师来说，得到机会固然好，没有收获也代表不了什么。就算有挫折，千万不能丧失信心。”

    记者见到的摄影师倒是都显得心态平和，卖出了数幅作品的路泞不以物喜：“也许人家拿回去看看，看完给你撕了呢。卖只是副产品，拍照片和变成商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看看过去的收藏目录就知道，不要指望这个发大财。我一个水泥厂钳工、文盲，现在当着编辑，做做图片拿份工资，就算混得不错了，没经历什么愁肠百转的过程。高兴的是被人欣赏，就够了。”

    头两天见面会之后专家休息，部分中国专家和摄影师开了个座谈会，交流两天见面下来的体会，倒是谈出了些“集体受伤”的味道———“中国摄影界对摄影理论的研究太弱了，对摄影家没有系统的研究，没有学术定位，只能等待市场的挑选。”中国摄影评论家李媚说。

    这几乎已是公论：中国还缺少自己完整的摄影评论体系、摄影历史、自己的收藏市场。对自己的评价权力掌握在别人手里，怎么也不是件痛快的事。摄影师姜健认为“真正的收藏家是懂得摄影史的，会做系统的收藏”。但在摄影史缺位的情形下，只能“首先把心态放平，系统做好自己的作品，重视制作”。

    “卖出去”显得被动和低下，只有对自我价值有了发言权，有足够的自信，中国摄影大概才可以“迈出去”。刘铮给眼下的中国摄影师出了个不受伤害的主意——“心中没有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