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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与《诸子略义》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7-23  发表评论>>

范文澜治学,博涉经、史、子、集四部。他在诸子研究上用力颇多,著有《诸子略义》一书,该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多言他人所未言,发他人所未发。书中的独到见解及其所昭示的治学精神,均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上世纪初,关于先秦诸子之源起,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坚持自班固以来的出于王官之说,但胡适反对这一说法,认为诸子之兴与王官没有渊源关系,他将王官比作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其不会容忍私家学术的存在,于是将诸子兴起之因归于“救时弊”的现实需要。范文澜没有趋同于哪一说,而是就历史实际,考探诸子百家之渊源。他说,西周之世,学在王官,平王东迁后,官学流散四方,春秋末因政教陵夷,而怪说渐起,孔子“删订六经”,“诛少正卯”,即拨乱反正,绝其异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独盛,待七十子后,儒学窳败蠹政,此时战祸益急,民生益困,墨子出而倡俭约,“僈差等”,非礼乐。此时老子已出,其“推原祸乱,由于多智,于是唾弃仁义,别标道德,清虚无为,崇尚权术”。“综核诸子学派,儒墨道三家而已,纷纷者皆其支与流裔也。”范文澜在澄清诸子渊源的同时,亦概括诸子蜂起之因,一概括为“针敝俗救世病”,“犹疾疢遽发,医师凑至”;二概括为利禄使然:“百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取合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友,下亦不失安居哺啜,无稼穑之劳。利禄所存,众人趋焉”。范文澜镜考源流,具体近情,合乎复杂的历史实际,相较之下,梁启超、胡适等均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古代学术研究宗旨之一,即辨别而彰明之,但因历史的距离和学术问题本身的复杂,而有难以厘清之问题或误断之现象。范文澜在这一方面,不乏发明、纠误之功。如庄子之学,自司马迁始,被归入道家,但范文澜认为,此非知本之区分,庄子实为“别儒”一派。他论曰,庄子乃极端自然主义者,弃天下、功名、自我而尚自然;老子重权术,“所谓清虚卑弱,皆御人之术。无为而实有为,无欲而实大欲”,这与庄子之学“适如风马牛之不相及”,故《庄子》“自序之《天下篇》”明言老聃、庄子有着不同的思想渊源。他据《养生主》、《人间世》、《大宗室》、《天下》等篇中的内容,断定庄子之学出于孔子,师授于颜氏之儒。此论,“信而有征”。再如论韩非之学,司马迁等认为韩学出于老子,但范文澜认为,“韩非言法出于荀子之礼学;言术则出于老子之权诈,未可并一谈”。从上述二例,可管窥《诸子略义》在“辨章学术”上的价值。

近现代之交,批孔之风盛行,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均参与其中。范文澜没有随风气转移,而是以“平正之态度,察孔子之时代,求孔子之义旨”,推尊孔子的文化贡献:“三代文化至孔子而集大成,后世政教,自孔子而导源,孔子者中国文化之总体,其精神之常存,当与人类历史同其运命者也”;颂扬孔子力挽狂澜的积极有为精神:“孔子所处之时代,譬犹大厦将倾,而欲一木支之,虽避世疾俗之士,已谓为不可,然孔子则知其尚可为也”;并驳斥“偏激”、“苛细”者之批评。范文澜曾用“专、通、坚、虚”四字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其中“坚”即指观点上的坚定性。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批孔,也没有像复辟派那样极端地“尊”孔,而是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这种不以风气为轻重的治学态度,彰显了“坚”的学术品格。

范文澜在治学上,强调身心的投入。他曾说,做学问,就别想着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进研究所,所以,他鼓励研究者要持吃冷猪肉的心态。中国古代,道德文章高者,死后有资格入祀孔庙,牌位分置两庑,分享冷猪肉。有吃冷猪肉之心态,自然不会急功近利,自然也坐得住冷板凳,治学也自然能臻于严谨、扎实之境。所以,范文澜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对联自律和教人。《诸子略义》虽然以授课讲义成书,但也是范文澜坐冷板凳之杰作,他曾以“穷若干之日力,造是书竟”语句自评之。是书“取材务考其信”,“树义必衷诸古”,故无空言,无妄言;“肆志穿凿,强古人合我轨辙”之著述,不能与之比肩也。

《诸子略义》是著者1926年至1927年间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1927年初印。《诸子略义》刊印后,至今流传不广,但作为独绝之作,必会知者渐增,影响渐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范文澜全集》,《诸子略义》得以再版,收入全集第二卷。

《范文澜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2年 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来源:光明日报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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