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亡其国先亡其史

近年来，台湾教科书因其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惹起风波不断，争议蜂起。

1995年以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统编制”，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各科教学大纲，其下属的“国立编译馆”负责编撰教材。

1995年，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李远哲主持“教改”，他认为“统编制”教材会导致学生思想刻板化，因而将中小学教材改为“教育部审定制”。除“国立编译馆”外，岛内民间出版机构也可以组织专家学者，按照“教育部”制定的纲要编撰教材。

不过，这些教材必须经过教育部审查通过，才能出版发行。各学校则选聘教师、专家和家长代表，组成委员会自主选用教科书。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同一科目多种教科书的现象。

2005年，台湾高中新课程历史科纲要小组决定，“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来，独立成册，并在课程安排上以“台湾史”优先，“中国史”随后，最后才到“世界史”。课程内容在2006年开始推行。在这本《中国史》中“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被改为“中国”；著名的武昌起义变成了“武昌起事”；“日据时期”成了“日治时期”。

2006年1月，在台湾首次独立成册的《台湾史》教科书发行上市。

自此开始，台湾高中生所上历史课，不再从周口店山顶洞人的中国古代史开始，而是由圆山遗址的台湾史开始，删除中国历史，全面去中国化。首次独立成册的《台湾史》教科书明文纳入“台湾地位未定论”。几个不同版本都介绍了向来被“台独”人士奉为“台湾地位未定论”重要法理基础的《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不同于《开罗宣言》，这两项条约仅宣称，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所有权利，并没有说明把台、澎归还给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成了教科书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台湾“新高中历史暂行纲要草案”将《开罗宣言》定位为“新闻公报”，并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旧金山和约》及《中日和约》纳入，引发各界对台湾主权归属的争议。

社会史学家蓝博洲在抨击“台湾地位未定论”时说，“台湾问题”从来就是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构造下的历史产物；教育当局以《旧金山和约》及《中日和约》解释台湾地位，是执政党刻意塑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阴谋，不但在国际上行不通，更将逼使严峻的两岸形势逼近内战的临界点，为台湾人民带来万劫不复的厄运。

2006年，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去中国化”，把“国父孙中山”里的“国父”去掉了。

此后不久，刚出炉的新版台湾翰林高一下学期历史课本又删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而其他版本则有长短不等叙述。“教育部”表示：“依课程纲要，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八年抗战等因九年一贯教材已有叙述，高中教材不必太多着墨，以免增加学生重复学习的负担。”

虽然台湾各出版机构可以自行编辑教材，可“生杀大权”掌握在“教育部”手中，如果教材观点与其相左，审定委员会就可以技术性“封杀”。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借“教育部”的审定权在教科书中宣扬“文化台独”。

2006年，台大历史系主任吴展良在其主持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像往常一样依史实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时期称为“日据时代”，可审查委员会却强迫他修改为“日治时代”。吴展良坚持不改，结果在与当局的僵持下，该版本虽然最早送审，却最终错过了高中选书日程，被“封杀出局”。

吴展良在愤怒之际向媒体发声：“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审过程，政治力强烈介入审书，并且只准一种声音，编写出‘一纲一本意识形态’的历史教科书，否则就技术性杯葛，让书商无法出版或强迫修改；这根本是‘国家机器控制’，学者应该强烈抗议才对。”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