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中国的水下历史

最近，美国与西班牙之间上演了一场“夺宝大战”。5月，美国海上探测公司奥德赛宣布，从一艘沉船上打捞出价值约5亿美元的50万枚金币和银币。虽然该公司没有透露打捞地点，但西班牙政府怀疑这批珍宝属于一艘西班牙沉船，因而以盗窃西班牙财产的罪名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并表示“起 诉的目的并不是商业利益，而是保护国家遗产”。

如果说西班牙是国外商业捞宝的受害者，那么中国的南海早已是一片重灾区。盗捞、窃取、走私、拍卖……在中国海床上静躺了千百年的众多沉宝，如今通过一条条隐蔽的商业通道四散、流失。世界寻宝人都把致富梦想寄托在这里，而且屡屡得逞。

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无数

商业捞宝的历史，是伴随水下考古而起的。不过，两者的区别是，一个为了金钱利益，而另一个旨在还原人类历史。

上世纪40 年代，法国人雅克·伊夫·库斯托发明的轻装潜水器，解决了10 米以下深海的呼吸问题，由此，神奇的海底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经过近20年的努力，被誉为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人乔治·巴斯将陆上考古的方法引申到水下考古，水下考古迎来了蓬勃的发展。

水下考古在中国开始虽晚，但海平面底下埋藏的中国历史却已经绵延千年。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海洋成为沟通全球的主要通道，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延展，贯通了东西方的贸易交往。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其承载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条陆地通道。而在那个没有机械动力的帆船时代，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随时会遇险沉没，据统计，几乎每隔29个小时就有一艘船葬身大海。直到19世纪初，因遇上海盗和风暴而沉没的货船比例仍高达30%～40%。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我国东南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就有沉船超过2000艘。这些船只满载的陶瓷、丝绸、金银珠宝等宝物也就随之埋没，不计其数。

对于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这些海底藏品承载着历史的密码。对于国内正在打捞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庆新就这样评价：“它的出水与研究，可能带来中国海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其历史价值不亚于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甲骨’和‘敦煌’。” 中国的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都将由此有新的延伸。

国际法“纵容”商业盗捞

可是，这些珍贵的历史标本、文化遗存，在海外盗捞者的眼中，只等同于真金白银和美钞。几乎就在考古学者深入海底的同时，逐利而来的各色人等也瞄准了发财机会。

近年来，中国古代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逐年攀升，一件元代的青花瓷罐，在苏富比拍卖行竞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自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沉船打捞的队伍，他们不惜血本，利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海域搜寻那些可能满载宝物的沉船。更有一些打捞公司无视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海洋公约》，偷渡到别国海域，盗捞别国的文物。疯狂打捞之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尤其让中国人感到愤慨的是，在现已出水的这些大量沉船中，不仅很多是中国沉船，满载的是中国珍宝，而且出水地点极有可能就在中国海域。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在我们自己的海域进行水下考古作业时，就曾多次遇到盗宝贼，“他们简直就是在和我们抢水下的文物遗产。”

这些外国打捞公司频频潜入我国海域，其商业性盗捞日益疯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水下考古队执行队长林果、宁夏考古所原副所长杜玉冰分析说，客观上，各国对沉船打捞的政策法规严重错位，给商业盗捞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我国的相关文物法规定，所有在我国地上地下、包括水下的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私人的发掘和打捞行为都是违法的。但在许多西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允许私人勘察、打捞海底沉船。按这些国家的惯例，一般沉船被发现后，发现者只需在48小时之内去有关国家的航海事业管理局进行申报，就可以进行打捞，然后按比例得到一部分沉宝或经济补偿。

近年，某些东南亚国家大量“引进”西方捞宝公司。受经济利益驱使，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因无力打捞本国领海内海底文物，便开始与西方捞宝公司合作。比如在菲律宾，商业打捞公司只要获得其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并与菲律宾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由于，中国南海海域濒临这些东南亚国家，加上我国海域广阔，海防力量难以具体监控到每个角落。因而，给了外国商业捞宝公司可乘之机。它们的勘察范围，通常并没有局限在东南亚颁证国家的领海内，反倒利用这些国家颁发的许可证做幌子，秘密潜到我国海域盗捞水下文物。

目前，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性法规也给商业盗捞留下了法律漏洞。现在可依的国际法规是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虽然该《公约》中的第149条和第303条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内的海底，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且特别强调对这类文物“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公约中提出的这些条文大多概念含混不清，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来源国难以真正依此追讨自己应有的权利。这就使一些违法盗捞、抢捞的商业公司，更加有恃无恐。本刊记者 陈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