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林彪在战争年代先后共事3次，时间不到5年，但二人却多次发生争执，主要有以下7次:

第一次:红军打下漳州后，在部队筹款的过程中，林彪纵容部下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做法;聂荣臻坚持原则，及时进行了纠正。

1932年2月，聂荣臻调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林彪也同时出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从此，聂荣臻与林彪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漳州是著名的侨乡，红军纪律的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将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聂荣臻在入城之前就告诫部队:“这次进城，对我们的纪律;政策;观念都是一个考验，大家要特别注意。款要筹，纪律更要执行。”

部队入城后，大多都能有条不紊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将一些不愿出钱的“老财”拖到大街上拷打。

见到这种情况后，聂荣臻立即找到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这种搞法不但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

林彪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

经过争论，林彪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所收敛，部队也杜绝了只顾筹款，不讲政策的倾向。

第二次:红军长征后，红一军团担负抢占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的任务，林彪却擅自改变军委命令;聂荣臻坚决按照军委命令行事。

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控制制高点——九峰山，防备敌人先期占领粤汉铁路上的乐昌后，向我军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

然而，林彪却不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企图赶在敌人之前冲过乐昌，以保护自己的部队，而置掩护中央纵队安全的指令于不顾。对此，聂荣臻坚决反对，并和林彪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聂荣臻认为:敌人虽然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军距离乐昌也有一段路程，红军的脚怎么和敌人的车轮比呢?即使红一军团跑过了乐昌，还有中央和军委纵队怎么办?如果不占领九峰山，敌人就有可能把后面的部队截断。

对于这个原则性的问题，聂荣臻坚决按照军委命令行事。时任军团参谋长的左权见两人越吵越激烈，建议派人前去侦察，发现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林彪这才不再坚持。

情况十分危急，可林彪还是不急于作出决定。他又利用敌军的电话线，伪装成国民党正规军，与正在向乐昌行进的敌军民团进行了通话。对方民团团长回答:“邓龙光（粤军）3个团已经占领乐昌，其中一个团正在向九峰山开进。”

林彪得知粤军已派兵向九峰山开进，马上丢下电话，对四团团长耿飙和政委杨成武命令道:“快!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上九峰山，立即出发。”

当红军登上九峰山时，敌军也正从山的另一面向上爬。得知这一消息后，聂荣臻才松了一口气。

第三次: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写信要求“三人团”撤换毛泽东;聂荣臻为此严肃批评林彪，并警告其反党行为。

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成为毛泽东戎马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然而，当时的林彪却认为这是不走捷径，尽走“弓背”，在走冤枉路，牢骚满腹地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林彪不仅没有接受聂荣臻的批评和劝告，而且给“三人团”(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写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要求毛泽东下台。聂荣臻拒绝在信上签字，最后林彪将信单独签字送了上去。

1935年5月1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林彪的所谓“走弓背”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