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保贤在光明网的光明观察发文，对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中《中国史学史·史料》一编的“史学家”类选收词目表示质疑，“胡华等不该收的词目被收进去了，而梁启超、董作宾等该收的又没有收。”该书主编之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世愉称，“作者看法有一定道理，这个问题我原来也提出过。”

读者批评　王保贤：“该收的没有收，不该收的收了”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1次的《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史料》两编。王保贤称，“不该收的收了”有几种情况，如该辞典收了“胡华”、“廖盖隆”、“李新”几个词目，顾名思义，《大辞海》的“中国古代史卷”所收的史学家，应该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有突出成果和影响的史学家，但胡华、廖盖隆和李新三位先生都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而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其次，该辞典收了“何干之”、“胡绳”和“陈旭麓”几个词目，他们三人的专长，也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

王保贤说，罗振玉、梁启超、柳诒徵、董作宾、敦煌学家王重民、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等等，都是完全有资格进入该辞典的“史学家”行列的，但遗憾的是，该辞典中并没有他们的地位。

主编回应　李世愉：“我以前也提出过这个问题”

《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卷》主编之一李世愉称，自己以前参加过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写，该社决定出版《大辞海》之后，邀请自己作为“中国古代史卷”主编之一(另两名主编为王家范、沈起炜)，负责典章制度这一块的内容。对于胡华等人被列入，李世愉称，“我原来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读者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好分，现在这样做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因为历史的分段都是人为的，分类问题在编辞书的过程中要分清很困难，体例问题很难完美地解决。”对于罗振玉、梁启超等人没有被收入，李世愉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硬伤。这部分内容是上海那边的人搞的，自己只负责典章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上海辞书编辑部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没有看到王保贤的文章，因此无法发表任何意见。

学者观点　张传玺：“很不妥，主编应该对此负责”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张传玺表示，“作为一个权威的工具书，把搞近代史、搞世界史的人收入到‘中国古代史卷’中，罗振玉、梁启超这样的学者没有被收入，这很不妥，主编应该对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也认为，如果在“中国古代史卷”中收入李新、陈旭麓等学者，这是很不合适的。“而董作宾这样的学者应该收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