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院走上舞蹈之路，陈爱莲经历了少年成名的辉煌，但也随之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文化大革命中，她不仅失去了最亲的人，也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舞台，下乡改造三年这段时期是陈爱莲人生事业的最低谷。

王志：那么单纯一个人，文革跟你有什么关系？

陈爱莲：文化大革命你想想，我是受冲击对象嘛，因为我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就这样也受批判，受打击，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杨宗光嘛，我们在北京舞蹈学校的时候，他是我老师，他大我有四五岁吧，是当时舞蹈界最优秀的一个舞蹈演员和男教员，非常非常爱我，最后我们感情也非常好，他这个人呢就是有种宁折不弯的，他不会圆润变通，我认为，那当然那个时代这种情况下，他也觉得委屈，而且他也很刚烈这么一个人。结果卧轨自杀了。

王志：那个三年，下放的三年，怎么过来的？

陈爱莲：本来想下放我们一年，那么周总理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跟部队的说，这些人呢，每天要保证给他们一个小时的专业训练，然后刚开始呢大家信心百倍，反正最多熬一年吧，就都回来了是吧。后来没多久以后，慢慢以后就不练了为呢就听到消息我们回不来，确实回不来，呆三年呢，所以就开始没人练了。结果大家有看书的，有睡觉的，有打磨活的，干什么的都有。

王志：你在干吗呢？

陈爱莲：我呢就天天练功，就抓紧那个小时练功，我记得我印象很深，我穿一身黑，然后在部队的操场，在部队操场，篮球场，部队土篮球场，弄了一些棍，支着那当把杆什么的，在那土地上跑步，压腿踢腿干吗，然后小土坡上的很多农民坐那看我，还叼大烟袋。我说他们一定觉得我是神经病，就我一个人，就一直坚持练功。

王志：你怎么能够超脱出来？

陈爱莲：你想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嘛。时间对于人生来讲，就几十年，你要能够理解，要能够宽容。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这个苦难是老天爷赐给我们难得的财富真的。

王志：那我明白了。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陈老师是把不如意当做正常。

陈爱莲：对。

王志：如果说我如意的时候？

陈爱莲：那是上天赐给我的恩惠。

40岁 她举办中国首次个人舞蹈专场晚会

我说我呀，我像个皮球，一拍，弹起来了，越拍可能弹的高一点吧.

50岁 她创办民营艺术团 开始下海经商

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说真是咱们再这样下去都拖死了

68岁 她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克服自己就都克服了

文革结束后，陈爱莲又回到了舞台，而且重新组织了家庭。1980年，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已过40的陈爱莲举办了中国首次个人舞蹈专场晚会--《陈爱莲舞蹈晚会》，她运用了中国古典舞、芭蕾舞、中国舞、中国民间舞等舞蹈表现手法创造性的进行了表演，成功塑造了多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

王志：八零年你搞第一次专场，文革结束以后，你是第一个舞蹈家？

陈爱莲：什么原因啊，我要告诉你，就是不顺带来的顺。那个时候呢。中国歌剧舞剧院排一个舞剧，不用我，主角不用我，配角不用我，于是乎呢，就剩我一个人有空，那可能很多人就会生气，闹情绪，我没那么想。我想我正好有空，太好了，不是想搞那个专场吗，我就在那自己策划，我跟我爱人两个他写词，就这样，我就把我的专场就完成了。所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们有时候问我，说我呀，我像个皮球，一拍，弹起来了，越拍可能弹的高一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放弃过的时候吗，有。就是八十年代前期有一段时间走穴什么记不记得，没有演出，不安排演出，然后观众想看就是走穴，走穴还能挣点钱呢，还能补贴点营养呢，我那个时候开专场才一块五一晚上，跳死我一块五，然后我还得自己贴钱去吃块肉，要不没劲跳不动，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剧团就基本上就消沉了，整个文艺界就消沉了。我去练功房里边很少有人练功，我倒是坚持，但是这种状况之下我思想也有一个低落的那个时候。

王志：环境也不好。

陈爱莲：环境也不好，可能年龄也差不多，五十多岁。

王志：那怎么走出来呢？

陈爱莲：我就想我大概是要歇了，有这种思想，有点往下要消沉了，突然看了这个德国的斯图加特的舞团，那个叫什么来着海蒂，舞蹈家太棒了，一打听她比我大两岁还是三岁，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惭愧，我本来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向苏联那样也出艺术家，出舞蹈家，那现在一个德国的舞蹈家，比我年纪要大在台上这么风光，我们这要消沉了，要结束了，要划句号了，我觉得特别汗颜。而且她给了我一种动力，她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体制改革陆续在各地展开。而这股改革浪潮，也波及到陈爱莲当时所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在这场改革中，陈爱莲迈出了下海经商的重要一步，她停薪留职成立了陈爱莲艺术团。

王志：那1989年成立陈爱莲艺术团的时候，你出于什么目的呢？

陈爱莲：在1988年的时候，国务院派人来谈文艺体制改革，等他们发完言以后，我发现所有发言的人都没睡醒，都没听明白人家要体制改革。

王志：你听明白了？

陈爱莲：我不但听明白了，我比他跟我讲之前，我思考的更多一点，我是在1984年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舞蹈硕士，他就跟我讲，说美国在三四十年代，很优秀的舞蹈家，就是说，就饿死了，为什么饿死了呢。他们觉得他们要保持他们所谓气节，他们的名节，他们守着，开始有钱，但慢慢，他老不演出，老没人请你，他不就饿死了吗。但是另外有一批人他就不是这样，他就一看到哪有钱，就是当年的美国百老汇，还有那些夜总会，那些下层的。

王志：你不在乎？

陈爱莲：他能挣到钱，所以他们那一拨人就下到那去了，同时他们是带着艺术去的，就把那些人提高了，现在美国百老汇和大都会都是美国最棒的，他把艺术放进去了。过了经济危机以后，这些人又回来了，成立自己的学校，建立了自己的剧团又拍戏，我说这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条路还不错。

王志：但问题是到哪去找钱呢？

陈爱莲：建国初期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团只有五十个人，1987年的时候，都到了五百人以上了，懂吗，这么老庞大，养着这么多人，只能进，不能出，然后很多人就吃闲饭，那么浓缩，剩下一部分就是自负盈亏，那企业的工人也有下岗转业的，为什么我们文艺界不可以啊。

王志：那你当时的决定，也算是吃了螃蟹了，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以你当时的资力和身份按说也轮不着你呀。

陈爱莲：你想想当时我并没有想出来，是逼出来的，我其实那个时候都五十多岁了，我还是不年少，我觉得我都可笑，我说／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说真是咱们再这样下去都拖死了，发展不了，我说真是为了文艺体制改革，文艺的兴旺，我愿意第一个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