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3年间，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司令员。两人所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刘邓大军，两人的密切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盛誉。在邓小平看来，刘伯承是一位大军事家，指挥有方；在刘伯承眼里，邓小平文武双全，从善如流。他们俩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邓小平长期与刘伯承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共同负责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尽管邓小平是以政治领导者的身份主管政治工作，可他特别尊重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方面的意见，大力支持刘伯承对战役的指挥，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与刘伯承共同实施战役指导。在此期间，他们共同指挥了40余次重大的战役，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翻开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实施战役指挥的画卷可以看出，凡是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邓小平都坚决维护和紧密配合，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诿、埋怨与扯皮的现象，特别是在战役指导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没有拆台的现象。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坚决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实施。重视维护军事主官决定的权威性，帮助军事主官指挥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政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一位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1946年夏天，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要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辆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等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

这种维护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工作上，更重要地是表现在维护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上。正是由于邓小平坚决维护刘伯承对战役作出的决策，使刘伯承不管在战役指挥中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始终坚定地指挥部队作战。

1947年8月下旬，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在第六纵队的掩护下进至汝河北岸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还横着一条正值汛期的汝河，情况万分紧急。23日夜幕刚降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赶到汝河边，此时河对面的敌人已加强了防守，后面的敌人同我掩护部队即将交火。敌人企图利用汝河水深、没有船只的情况，拖住刘邓主力，打乱我军进入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战局。在这紧急关头，刘邓马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研究部署渡河作战计划。刘伯承在听完敌情介绍后，马上说：“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随后，刘伯承命令：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顶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十六旅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此时，邓小平高声坚定地接着说：“听到了吧，情况十分紧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邓小平知道，当天能不能过汝河，将影响到能不能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全军指战员必须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才能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