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我曾到过唐山地震现场。我在干校劳动了四年后回京，1973年被分配在新华社一部门工作，人却住在北京东郊乡下岳父的土屋里。7月28日深夜三点多钟，我睡的土坑忽然乱晃，妻锐声喊醒我说快快，地震了，我还算机敏，一跃就翻到地上，顺势搂起四岁的儿子直往外奔，他的头还扎在我怀里；妻抱着不到二岁的小女儿， 紧随我后，一口气跑到菜地里。此时听到大地发出怪异的咚咚声，夜色呈铁锈红，房屋颤抖着，天上偶有雨滴滴下。相继跑出来的亲戚邻居哭的哭，喊的喊，乱成一团。大家都光身子穿短裤，也有寸丝不挂的。有人喊，美国的原子弹从地底下打过来了，或者喊，苏修的导弹打过来了。现在想来好笑。

七天后，我即被派往唐山灾区采访。虽已过了七天，在那时不算最早的，却也算很早的。我们住在唐山机场的帐篷里，门前因大雨后泥泞难行，大家都叫它“泥罗河”。同住的全部是解放军。城里也全是军人。唐山已夷为平地，方向莫辨，满目瓦砾，断壁残垣，尤以市区铁道两侧，火车站，矿冶学院等处最惨。我们去时，有些死者还没处理完，我们就在两排死者的光脚丫的长阵中穿行，死者是用被子盖着的。

那时没有手机，只有转盘式电话，没有矿泉水，也没有方便面，战士吃压缩饼干，每天军车坚持给灾民拉水，非常辛苦，发水的镜头，还有防化兵不停地消毒，记忆犹新。那时也有很多生命奇迹发生，有位叫卢某兰的开滦女工，被埋压了十好几天还活着。那时更出现过无数无名英雄，有一乡下女孩，才17岁，顾不上光着身子，天亮前独自一人用双手连续扒出并救活了七八个乡亲。好像参加了当年的国庆观礼。我想了几天没想起她的名字。那时也有个别坏人，抢供销社，乘混乱把商店物资偷回家的。在进入唐山的路边，我就看到过一个用铁丝绑在树上的壮汉，裸着上身，垂着头，任蚊虫叮咬。路人指点着说，这是偷了东西的，看模样也确实可憎。地震那晚，动物园的狼也给震出来了，但它没伤人，一天后才被抓回笼子。当然也有奇闻，如某书记失踪了，其尸体是与一女性的尸体在城市的另一端发现的，从而爆出风化案，但人都死了，值得追究吗？当年，许多失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妻子的丈夫，自然地结合了，还有许多孩子和老人，自由地组合了新的家庭，每一个故事都能让人落泪。从那年到以后的好几年，每到传统节日，对无数唐山人来说，是悲伤的，那是一些到处能听到哭声的夜晚。唐山曾是一座悲情城市。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32年过去了，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民族确实强大和成熟得多了，中国变得坚定而自信，更可贵者，是民族精神的成长。当时受技术装备能力所限，记得是三十八军冒雨先到达的。还记得唐山空军某部一女电话兵不顾天旋地转，奋力插好所有接头，不断呼叫这里是唐山，这里发生了大地震，直到牺牲。她是陕北米脂人。由于信息和交通滞后，记者却到达得比较晚，而且新闻被屏蔽，封锁，至于救援手段的落后，国民经济的衰弱，更提不起来；可恶的“四人帮”却没一丝人性，依然在叫嚣评法批儒批水浒，念念不忘讨伐邓小平。当年好像也没有捐款一说，我们也不接受外援，更不可能有外国的救护队进来。然而，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子弟兵是伟大的，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为了救人挖得双手流血露出了骨头也不止息。汶川的历史环境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有陆海空强大的救援能力，有充足的物质支撑，大量的捐款，源源不断的献血，全面地显示着一个崛起大国的经济实力和精神能力。这是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厚实成就为基础的。中外记者在第一时间涌入灾区，新闻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权，全都得到保证，惨烈的情景瞬间为全民所知，这也有利于以最快速度挽救生命。对于国外的救援，甚至国外的军机，也允许进来，表现出了一种开放的胸襟，不禁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全球化，高科技化，媒体化”时代。当然也暴露出我们的一些薄弱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