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我们怎么来发扬它、巩固它,不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次模糊?

余秋雨:确实,中华文化的大道常常被模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道”被“术”所掩盖。“道”和“术”是一个对立的范畴,人们为了在兵荒马乱中自私生存,总要寻找各种各样的“术”,而“术”确实比较有用,因此大为传扬。这就是在文化界一直在张扬的所谓“致胜谋略”、“生存智慧”、“驭人术”、“官场诀”、“厚黑学”等等。多年来书店所见,包括我经常看见的机场书摊,最多的就是这种书。电视剧和各种讲座,也都以此为长,而中华文化的大道,却很少论及。结果,真的成了“大道无形”。我认为,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误读。其实,如果中华文化真是以“术”为核心,就不可能延续至今,因为在互相斗殴的丛林原则下,一种文明必然快速自灭。世界上那些与中华文明同时存世却早就湮灭的古文明,就是这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次大家终于明白了,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并不是术,而是道,天下大道。中华文明唯一长寿的秘密,也在这里。

马东:我认识一位优秀的演员,他告诉我,站在地震的废墟中,他发觉自己不会演了。他看到小学生留在废墟里的一个个课本,课本上的红笔勾划,心灵上受了极大的震撼。虽然以前的表演技术不管用了,但这一体验将会决定了整个后半辈子。这也体现了“道”与“术”的关系。

余秋雨:对天下大道的发现,也能成为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是这样,集体也是这样。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受尽列强欺侮,我们一直在寻找自己落后的毛病,而深刻的寻找一定会触及“国民性”。很多杰出的文化人都在这方面作过痛苦的探寻,并作出过独到的结论。我在这里想提一提外来的客观目光。那是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中国考察了不少时间,离开时,担任他翻译的赵元任先生和其他中国学者希望他谈谈对中国人的分析。罗素对中国人作出了很多正面评价,批判了欧美的那些辱华思维,今天读来还让我们感动。说到中国人的弱点,他说,中国人的最大弱点是缺少人道主义热情,几乎都不热心赈灾捐款,有不少中国人对他人的灾难还在心底暗暗自喜。

不能说这位对中国人十分友好的哲学大师在诬陷中国人。他的观察显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真实性,连我们中国人读了也会点头称是。但这次,中国人显然把罗素先生一个世纪前的结论颠覆了。罗素看到了中国人集体心理的一个“地窖”,但他不知道,“地窖”下面还有“地窖”,浅层真实下面还有深层真实。真实是珍贵的,但真实也分很多层次。最深的层次被文化积淀了几千年,又被文化掩埋了几千年,因此要发现很不容易,除非有什么爆发事件。这次,我们遇到了爆发事件,因此看到了最深的真实。

马东:它会重新被掩埋吗?

余秋雨:会。过去的被掩埋,正意味着将来也有可能会被掩埋。但是有过了这次,我们就有了底气,可以认真研究过去被掩埋的原因,思考今后被掩埋的条件。当然,更可以从这次的爆发,来思考让它留存于世、缕缕不绝的可能。我认为,有过了这次,即使再被掩埋也无法彻底,人们永远会记得,即使在最普通的中国人心中,也有“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至善”的天下大道。

在军人和医生之后，文化人要做的是把这次抗震救灾中所爆发出来的至善、大爱精神加固、扩充、延伸，使它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一直活在广大民众的心间。让一个偶发性事件中的精神爆发，变成中华文化的真正灵魂，广泛渗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主轴和价值坐标。

马东:在这件事上,文化人能做一点什么呢?

余秋雨:我一直在想,比之于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军人、武警、医生,文化人有一种无力感。这次文化人中的先锋,那批杰出的记者、主持人在第一线表现出色。在一些有关的电视晚会上,一些歌唱家、演员也让人感动。但是,更多的文化人能做什么呢?我认为,在军人和医生之后,文化人要做的事是把这次抗震救灾中所爆发出来的至善、大爱精神加固、扩充、延伸,使它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一直活在广大民众的心间。

“5·12”在今后会出现三种可能。第一种,作为大爱精神广泛渗透;第二种,作为英雄进入记忆;第三种，仅仅留下了灾难记忆。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大家记得很多英雄的名字和事迹,不少文艺作品也会来描述。但地震不常发生,灾难不常遇到,人们也就不觉得这些英雄和自己密切有关,就像我们过去对那些遥远的英雄故事那样。文化人的任务是要争取第一种可能,那就是让一个偶发性事件中的精神爆发,变成中华文化的真正灵魂,广泛渗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主轴和价值坐标。

马东:这显然有不少难度,需要很多文化人一起努力。

余秋雨:对。我担心多数文化人在感动之余会动用以前所热衷的话语系统来框范这种精神,这就把事情做小了。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像您前面所说的那个演员,突然觉得以前的话语系统不行了,要重新寻找。在我接触的文化人中,也有一些人让我生气。他们与广大民众相比,对“5·12”表现出不可容忍的冷漠。他们宣称对社会上的一切事务都要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距离和冷静”,他们明明没有到现场,却凭着各种谣传而随意评论。对此,我完全不予认同。对于一般社会问题保持距离和冷静并没有错,但是,这次是全民族的大灾难和大救援,你们身为人子,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居然对几万生灵的死亡也保持距离,居然对十几亿人的眼泪和救援也保持冷静,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像我前面所说的,这次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正是中华文化的大发现,那么,我不禁要说,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没有文化,比那些缺少学历的民众更没有文化。

马东:有什么具体例证吗?

余秋雨:例如,前不久有一些受灾群众举着孩子的遗像跪在雨中,要求惩办劣质建筑的责任人,被海外一些媒体说成是“请愿”。但是到了现场就知道,这些受灾群众与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他们跪在雨中是在延续对孩子的悼念仪式,并不具备什么政治含义。看到这样的场面谁都会流泪,但大家应该与医生一起,把他们扶起来,到帐篷中避避雨,然后劝他们在精神康复的过程中不要过多地咀嚼悲伤。事实证明,这些受灾群众通情达理,一听劝说就点头了。但有一些文化人却硬要把这些人推向他们所企盼的方向,这实在是不太人道。我个人要诚恳地劝说这些文化人,对于“5·12”,首先要在悼念中虚心学习,不要站在远处匆忙评论。你们什么都不清楚,根据什么来评论呢?我发现,你们的评论的依据是一系列成见,而这些成见从根本上就是站不住的。

马东:“5·12”确实破除了很多成见。我知道一个年轻人,以前喜欢跳街舞,还刺了刺青。但这次,由于身体好,硬是救出了好几个人。我们过去对80后、90后也有很多成见,这次也破除了。

余秋雨:人的很多外在形象,其实是假形象;很多外在身份,也是假身份。文化在最无聊的时候就在种种假形象、假身份中划分出各种各样的界线,再根据这种自划的界线大加论述。例如,会把那个跳街舞的刺青少年说成是“垮掉的一代”进行鞭笞,又倾泄对80后、90后一代代新人的无限忧虑。更无聊的,是从横向划分出河南人、河北人、上海人、山西人等等再论其优劣。这种以“划分———论述”为职责的文化,就是失去灵魂、失去大道的文化。“5·12”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些文化的可笑了吧?请看看那些英雄少年,在哪一点上比不过年长者?再看看全国各省的自发捐助者,哪里还有籍贯上的差别?歌德的一句话应该记住:人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划分出各种各样的界线,最后凭着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马东:最后要问一个问题,您与都江堰有特殊的关系,这次重访,感受很强烈吧?

余秋雨:对,感受强烈。我在多年前写过一篇《都江堰》,两岸三地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收了。因此,很多下一代的华人是从我的文章中首先知道“都江堰”这三个字的,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它应该负责。这次汶川大地震爆发之后,世人都知道了汶川,救援人员却因路阻进入不了,全都滞留在都江堰,但回头一看,都江堰也是受灾严重。它是这次全世界读解中华大爱地图的第一个地名,也是世人目睹巨大灾难的第一道伤口。我这次去,看到废墟还是那样狰狞可怖,而废墟边开过的公共汽车上还印着我写的“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更觉得刺心疼痛。在都江堰核心部位,二王庙毁了,最重要的伏龙观的屋顶也震坏了。伏龙观里原来陈列着两千多年前修筑都江堰的李冰塑像。门关着,我只能从门缝里看。里边一片瓦砾,断木碎窗,但是,立在中间的李冰塑像仍然完好无损,依然平静从容,看着眼前的一切。我鼻子贴着门缝突然想到,李冰就是中华文化的集中造型。他本是为了整治水灾才修筑都江堰的,两千年来又不知遇到过多少大大小小的灾难,但他和都江堰永远平静从容。都江堰工程在这次地震中还是没有受到破坏,依然以汩汩清水滋润着受灾的土地,安慰着英勇的灾民。中华文化,应该就是这样的李冰,这样的水。

离开灾区后我曾与台湾的著名社会评论家南方朔先生作了一次隔洋对话。他说:“汶川地震当然让我们非常悲伤,但从文化的意义上,却让全世界的中国人扬眉吐气。”我知道,他是指中国文化在精神价值上的透彻显现。我说,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已经爆发出来的精神价值,守护这至少与都江堰同龄的天下大道。

(据中央电视台《文化访谈录》整理　责任编辑：苏丽萍、文艺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