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的，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经过审判，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也就是说，在宣判时，陈伯达已经服刑十年多。再过七年多——到1988年10月17日刑满。

此后，陈伯达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人们以为，陈伯达大约是在北京秦城监狱里服刑。

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

在《陈伯达传》出版之后，听说我们的一位文友要来看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非要一起前来不可。我的文友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因为我与《人民日报》的这位记者并不认识，而且他前来我家也不是为了采访，仅仅为了看一看叶永烈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纳闷，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还是对这位记者的来访表示欢迎。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住在陈伯达家前面一幢楼!

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千里迢迢一次次前去采访陈伯达，而近在咫尺的他，居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采访机会——他在读了我的《陈伯达传》之后，感到十分懊悔。

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陈伯达住在他家对面。他没有去采访陈伯达，不是“疏忽”，而是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那时，上海的朋友也知道我常常去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

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