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挂着８盏大红宫灯。这些大红宫灯和华丽的长长流苏，让天安门这座有５００年历史的古老城楼青春焕发。可鲜为人知的是，它们竟出自两位日本画家之手。

１．开国大典前２０天接到任务

１９４９年金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

随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就驱车“侦察”去了。１０年前，张致祥曾在北平（北京旧称）做过地下工作，但他没料到，还是公园一景的天安门城楼如此破败，几个又小又破的六角宫灯，脏得已经看不出颜色。墙皮翻卷，砖瓦剥蚀，墙头野草迎风摇摆，地上铺着厚厚的鸽粪“地毯”，看来这可不是个小工程。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剩２０天了，张致祥急忙来到洋溢胡同——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驻地。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却没有着急，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２．穿解放军军装的日本画家

苏凡的“秘密武器”是两位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４０岁，森茂３０出头，他们先后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使他俩技艺纯熟，尤其是小野泽亘，更是一流的美术家。

小野的父亲是东京小石川的工人，因家境贫寒，小野从小瘦弱，他立志成为一名画家。１９岁时，小野读到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于是参加了日本无产者美术家同盟。他在画油画和漫画的同时，也画宣传画、写标语，很快被称为“才子”。１９３８年，小野等人创办了东京漫画研究所。因为日本法西斯镇压左派，他６次被捕。１９３９年，小野来到中国北平，担任华北交通杂志《兴亚》编辑。以后经日本著名漫画家久米宏一介绍，他先在《北京漫画》编辑部、后在《华北电影》担任编辑。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小野决定留在中国。他来到解放区张家口，成为抗敌剧社的“台柱子”，担任了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这是歌剧《白毛女》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在大城市演出，小野画了一幅高３米、宽４米的巨幅宣传画，他还画过其他宣传画，并得到《晋察冀日报》的高度赞扬。

森茂１４岁来到中国丹东，因为崇拜小野泽亘，他也决定留在中国。１９４６年６月，森茂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属下的利民广告公司绘图部，期间他设计了“白毛女”牌香烟的商标。

１９４９年２月，小野跟着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进驻北平，森茂则跟着裕中烟厂的负责人到了石家庄，他在替小野画电影院广告时，接到小野的信，于是也来到北平。４月，抗敌剧社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分设戏剧、歌舞、军乐、舞台美术等队，苏凡担任舞美队队长，两位日本画家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排演剧作家胡可的话剧《战斗里成长》，小野和森茂负责舞美设计。１９５６年，《战斗里成长》获得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一等奖，其舞美设计被全国许多文工团采用。小野还和森茂设计了华北军区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章。

据苏凡回忆：小野和森茂美术造诣很深，他们对每个设计都严肃认真，经常是画出十几幅、几十幅草图，再选择定稿。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无论在冀西的偏僻山村，还是在冀中平原，他们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小小的素描本上画满了各种速写。他们无疑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布景设计师的最佳人选。因为小野和森茂长得和中国人差不多，所以很多参与开国大典筹备的人，并不知道身边还有两位身着军装的日本画家。

３．周恩来说要喜庆，更要严肃

周恩来总理给张致祥交代任务时，就说要尽快赶出设计图。两位日本画家到天安门“侦察”后，担任天安门城楼总设计的小野表情紧张，说这个任务太重了。他俩不敢懈怠。

他们最先想到的方案是“张灯结彩”，所以最先定下来的是——在１０根红柱中间挂８盏大红宫灯。宫灯是中国喜庆的传统形式，民间传说２０００年前的鲁班就制作过宫灯。一周后，一叠１６开的白纸上画满了草图。

夜深人静，周恩来看到张致祥送来的２０幅草图。他一眼看中８盏宫灯，同时要求删掉“在金水桥栏杆布置彩球”的部分，说突出城楼就够了，不要花哨，大会会场要喜庆，更要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