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丁一岚，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曾经与齐越共同负责了开国大典的现场实况转播工作；见证并实践了新中国广播新闻事业发展到兴盛的过程。也因为我的父亲邓拓，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砺。

母亲的文章引起父亲邓拓的注意，成就了他们的爱情

1937年9月，母亲和一些进步青年从南京、上海出发，历时近两个月，到达了延安，并成为陕北公学的学生。在延安，母亲改掉了她原来刘孝思的名字，改叫于虹。

母亲在陕北公学短暂学习后转到中央党校，毕业后被留校任俱乐部主任。

1938年11月底，改名为丁一岚的母亲与100多名青年战友在彭真、刘仁的率领下，离开延安徒步行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发了。

母亲到晋察冀根据地后被分配到四分区妇救会工作。在母亲工作的地区，有一个出色的妇女积极分子，因为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支前工作，影响了家务劳动。封建意识浓厚的公公、婆婆，挑唆儿子对媳妇施行家庭暴力，竟致这位妇女干部被殴身亡。母亲义愤填膺，写了一篇名为《血的控诉》的通讯投给《晋察冀日报》。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对批判封建观念的丑恶，对号召全民族动员起来投身抗战，对维护妇女的社会地位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这篇通讯，使父母亲从相识到相恋，成就了他们的爱情。

母亲在天津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因为写作曾获得过学校比赛的一等奖。所以，这篇通讯流畅的文笔和字里行间的革命激情，引起了时任《晋察冀日报》总编邓拓的注意，母亲从此成了报社的通讯员，和父亲开始了交往。母亲对第一次与父亲的会面印象深刻。她说：和你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分区的妇救会。他身穿一袭军装，清癯消瘦的面庞，两眼却炯炯有神，言语斯文。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与个人经历，顺带了解了我们分区妇女、青年会的情况。自那次后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我知道邓拓是报社和边区宣传部门的领导，也是有着许多革命经历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很有才华的干部。那时我在平山县妇救会工作，经常收到你父亲的来信，他的每封信中总送给我一首诗。我喜欢他的诗词，情感真挚又充满时代的革命激情，很有气势。不久后，我和你父亲在报社附近瓦口川边一个山村旁见面了。这次见面后，他送给我一首诗：

山村曲水夜声沉，皓月霜花落木天。

盼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

矜持语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

待得他时行箧里，新诗绮札读千篇。

1940年以后，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扫荡”八路军和晋察冀边区。当时边区是月月有战斗，季季有转移，战事频繁。母亲和边区的干部游动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学会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1941年秋季，日军集中了7万多人对边区冀西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日报社的队伍在反“扫荡”中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坚持出报。母亲听说报社的队伍受到损失，很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在游击转移的途中，四分区机关的队伍遇见了中央分局机关的队伍，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刘仁急切地问他们从西边来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母亲把在路上听到的事都告诉了他。其中谈到听说在滚龙沟我们许多机关被敌人围困，《晋察冀日报》的队伍被打散了，刘仁很为父亲他们担心。

两次见面后，母亲和父亲只有信件往来。每次父亲来信，母亲都会从中感觉到他热切的情意。但她没想到的是，在反“扫荡”结束后，却接到父亲兴师问罪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在反“扫荡”中，报社的队伍曾经被困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但是敌人不知道报社的任何情况。因为包围圈的范围较大，还有游动的空间，所以报社人员白天有组织地分散隐蔽，晚上集中几处编辑出报。在这段时间，报社还出了18期报纸。斗争虽然艰苦、危险，但是队伍并没有被打散。父亲在信里严肃地讲，有人传言说报社队伍被打散了，这不是有意中伤，就是散布谣言。母亲接到信后，觉得很有意思。父亲当时正在追求母亲，但是为了维护事实真相，为了报社的荣誉，他竟不怕“得罪”母亲，不指名地责备母亲。母亲很钦佩父亲倔强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为个人感情而迁就一切。

1942年，母亲调到报社工作，她在这支特殊的队伍中，增加了与父亲的接触，也加深了对父亲的理解。她说：你父亲和报社战友们是一支战斗意志坚定的队伍，是一支官兵同甘苦的友善之军，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日军一次次对边区的“扫荡”中，一边游击，一边坚持出报。在晋察冀边区的老百姓心中，报纸告诉了他们战争的动态，告诉了他们怎样面对战争，怎样参加生产。这种情形，正像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日报》周年时的题词“民族战斗的号筒”，正像父亲在报纸周年时留下的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所描绘的那样：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在1943年的反“扫荡”中，和以往的游击办报一样，报社全体人员在遇到敌情时都是战斗员，而在非战斗时期则各司其职编印报纸。这支队伍毕竟不是战斗部队，不是人人有枪。报社的编辑、记者，基本是每人发两颗手榴弹。但是作为社长的父亲和全体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决不做敌人的俘虏，要把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

母亲在那年秋季反“扫荡”时已经怀孕8个月，仍和报社其他人员一起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躲避敌人的“追剿”。在漆黑的深夜，母亲在战友的扶持下，行军在山野的荆棘小道上。正当她疲惫不堪时，父亲走到了她身边：“一岚，一定要坚持住，决不要掉队。让我的警卫员来帮助你。”作为一个指挥员，父亲果敢的形象和亲切的话语，给母亲增添了力量。她一手拉着警卫员递过来的步枪背带，一手抓着道边的蒿草，踉踉跄跄地爬上了一座大山。

摆脱了敌人的“追剿”，队伍还要继续前进，而母亲的身体状况很难长时间地坚持，父亲决定让卫生员和母亲留下来。临分别时，父亲叮嘱母亲：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我们会尽快派人来接你。在大山顶一带，没有村庄，只有放羊人挡风避雨的小窑洞。卫生员把母亲安置在一个小窑洞里，又摸到附近的老百姓家找来些许干粮，留下自己的水壶，用从山上搜罗来的蒿草遮掩了一下千疮百孔的窗户，就追赶报社的队伍去了。

“那天夜晚十分的黑，因为怕敌人看见火光，没有点灯，也没有生火。当卫生员离开后，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又冷又乏，你们姐姐那时已经8个月了，在肚子里躁动引发着阵痛。在大山里，时而传来野狼凄厉的嚎叫声，远处还不时响起枪声。我手里紧紧攥着手榴弹。一个战士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孤身一人在寒窑的瑟瑟秋风中，我感到孤独。可是想到你们爸爸临分别时对我的嘱托，要保护好自己，我也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报社会很快派人来接我。”母亲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是说。在那次反“扫荡”中，报社的队伍曾经在河北灵寿县北营村与鬼子的运输队遭遇。夜战中，父亲的坐骑被打死，他却镇定地指挥着报社的同志边战斗，边撤退。报社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内，隐蔽在阜平大山中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日卜，报社的队伍在这里潜伏了半个月。在食物短缺，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报社的同志们却奇迹般地印发了12期报纸。

对那次反“扫荡”的经历，父亲留有一首诗《忆北营之变》：

客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

弹火燃眉随突变，田梯诀别痛牵衣。

出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

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