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父亲祭日时，母亲总会给他写一封信，然后把信烧掉，以此传递她对父亲的感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共和国尘封了13年的历史又缓缓地打开了。母亲被重新任命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父亲的沉冤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下，经母亲不懈地向党组织上诉，已经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当1979年9月15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父亲生前的领导和老战友、老同事都来了。压抑了13年的感情，蒙受了13年的冤屈，母亲打开了情感的闸门，任泪水肆意地流淌。

自从父亲去世后，如果情况允许，在每年5月18日父亲祭日时，母亲总会给他写一封信，然后把信烧掉，让那一缕青烟把他们远隔两个世界的话语捎去。年复一年，母亲就是这样和父亲表述着心声，传递着感情。在追悼会召开后的一天夜晚，母亲又提起笔给父亲写信：党终于为你平反了。在追悼会上，你过去的老战友、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都来了。他们为你写了很多挽联，倾吐思念，也讲出他们心中对你的评价。追悼会场的里里外外都是挽联，老朋友说，那简直是书法的荟萃、诗的海洋。孩子们和淑彬姐也都回来了。还记得你给我写的《心盟》吗？我不会写诗，但是我以你这首诗境写了两句：“山海风波心盟永忆， 万家恨雪云际长明”放在你的灵前，算作对你的回赠。亲爱的云特（母亲对父亲的爱称），你可以安息了。

如同以往发给父亲的信一样，这封信也化作了一缕青烟。

在父亲得到平反后，母亲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际广播的事业中。中国当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百废待兴。母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仍在拼命工作，以期找回丢失的时光。她又回到“文革”前的工作状态，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在家中又很少见到她的身影。开放的中国需要让世界了解，国际广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母亲“文革”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专家工作室工作，她又开始联系那些老专家，把各个语种的专家调配齐整。又着力把国际台外国听众来信组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布置，经常代表电台接见外国听众及来华的客人，从细微之处开展对外交往工作。

母亲恢复工作走上领导岗位后，大概由于她是老广播事业局（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机关在“文革”初第一拨的“走资派”，对“文革”期间机关里的运动情况了解，所以组织上交给她一项特殊的工作——清理机关里的“三种人”，对那些在“文革”中负有严重政治责任的造反派头目进行政治审查。母亲对那些在“文革”中热心运动的造反派，以一种宽容、博大的襟怀来对待。她曾对我说过：“这些人当时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之中，揪出那时他们以为的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热情不该否定。是十年动乱里复杂繁乱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有的人走了邪路。只要没有和林彪、‘四人帮’集团结党营私，只要没有命债，还是应该给他们工作和改过的机会。错误的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太多了，我们应该接受教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总结这些错误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历史教训。”

繁忙的工作之余，母亲整理着父亲的作品，她以这样的辛劳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和爱。《邓拓诗词选》、《邓拓书法选》、《燕山夜话》、《人民新闻家——邓拓》、《邓拓藏画选集》、《邓拓文集》、《邓拓评传》、《邓拓传》、《中国救荒史》等许多父亲的作品和介绍父亲的书籍，在母亲的编辑与协助下相继出版了。她在1979年《燕山夜话》再版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邓拓同志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1966年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从那时起，中国历史揭开了黑暗的一页。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黑帮”遍及全国，株连何止万千？无数老党员、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权利、党的优良传统被封建法西斯的铁蹄粗暴地践踏、蹂躏；似一场肃杀的寒风，祖国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一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决不允许它在中国重演！

邓拓同志蒙冤而死，迄今已近13个寒暑了。他以自己的热血润泽了新中国的文苑。……《燕山夜话》再版，我想，这不单是我们对作者的纪念，在身后让自己的作品继续发挥有益于人民的作用，这也正符合作者的初衷。那么，就把它算作邓拓同志献给这美好春天的一束小小的鲜花吧！在母亲离休后的13年里，她和当年一起打游击的《晋察冀日报》老战友们整理、撰写、编辑、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大事记》、《晋察冀日报史》；和老广播新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了《中国广播新闻史》，用文字记述下了他们从血与火的道路上走过的艰难创业的历程。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夜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1998年9月16日，母亲在《延安颂》青春、圣洁、诗一般悠扬的旋律中，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邓壮，《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