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读者在书展上购买《金瓶梅》。1994年5月22日，在华沙第39届国际书籍展览会上，《金瓶梅》波兰文译本与波兰读者见面。新华社资料图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封面。

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删节本封面。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金瓶梅》备受争议，自明、清以来，一直被视为“淫书”、“禁书”。

但在一些学者眼中，《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写实小说，认为其内在价值与艺术成就不可多得。有人甚至断言“没有《金瓶梅》，则无《红楼梦》。”

“文革”结束后，由于先前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到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徐州、扬州召开，促使了“金学”研究走向繁荣。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于1985年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曾作为内部读物影印

作为专门出版文学作品的国家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此前与《金瓶梅》有很深的渊源。为此次《金瓶梅词话》出版，人文社已准备多年。

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回忆，1979年，古典文学编辑室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编辑部请教了启功、俞平伯等学者和专家，重点选择解放以后没有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陆续拟定了60种书目。

头一批先出的六种书目包括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还有吴璿的《飞龙全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沈复的《浮生六记》等。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

在人文社任职多年的黄伊生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曾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对他讲，“1.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2.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3.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称，影印本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曾任人文社副总编的秦顺新说，那时，自己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自己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

出版消息引起很大反响

到“文革”期间，影印《金瓶梅》成了人文社一大罪状。曾在人文社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黄伊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表示有罪，并称“印多了”。

1979年，人文社打算在“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中列入《金瓶梅》删节版，继续以前的工作时，编辑们只得另起炉灶。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极其看重此次出版。

当时，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围绕着“作者究竟是谁”的话题，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是集体著作。1980年3月，杜维沫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谈到了此书的出版等情况并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人写的。

1980年9月3日，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弥松颐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消息，介绍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出版事宜，并提到了首批六种书的书目。

尽管弥松颐在文章中说，要出的《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是，文章发表后还是引起很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