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西金来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6日飞往越南，10日又回到北京，11日返回莫斯科。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前往机场为柯西金送行。路上，与陈毅副总理同乘一辆车的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对陈毅说，苏联在会议的名称、内容和开会日期方面都已经作了改动，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妥协。如果再取消这个会议那就不是妥协而是投降了。陈毅回答说，如果中共去参加会议也是投降。

2月10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柯西金。接见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苏中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毛泽东谈了他对公开论战的看法。他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作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毛泽东说，但是论战应该公平合理，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比如说前年7月14日你们的公开信、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这都是你们论战中纲领性的东西，我们都发表了，但你们对我们答复公开信的文章，一篇都没有发表。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还有很多问题要写。对于苏斯洛夫的报告和你们反对我们的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论战，那是不行的。毛泽东说，公开论战要1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1万年。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1000年，从1万年减到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在会见中，毛泽东和柯西金也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毛泽东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开，就应该那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又说要改在3月 1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柯西金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开的，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3月 1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3月1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反正我们不参加。柯西金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特别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纠集19个党(保、匈、民主德国、古、蒙、波、苏、捷、阿根廷、英、联邦德国、意、叙、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共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我党。

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我们中办翻译组参加了这篇社论的俄文翻译工作。这篇社论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苏共新领导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百年潮》(2008.8)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