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很会苦自己的人。”严歌苓说。据说当年梅兰芳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时，家里经常摆出流水席，但梅兰芳自己却似乎并不富裕。吴迎少年时经常在梅兰芳家里玩耍，他对夏日里梅兰芳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家里没有空调，他里面圆领的汗衫上都是洞，小女孩就爬在他身上抠那些洞。他出去的时候，衣服穿得都是笔挺的，不知道里面的衣服怎么会是这样的，让他换他也不换。”

黎明在电影里出演梅兰芳，他肩膀宽，从形象上并不十分吻合。陈凯歌说，最终决定让他出演梅兰芳，是因为他对陈凯歌说：“我不会去演梅兰芳，因为我就是梅兰芳。”

黎明说，他觉得梅兰芳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戏子出身，没读过书，一切都不是看书得来的，而是自己在人生里观察得来的。但他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能和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在一起成为朋友，非常不容易。”

他提到自己去长安大戏院看话剧《梅兰芳》，看到日本人来，梅兰芳蓄须明志，不再登台，那一点触动了他：“我会想到，如果我也生存在一个战争的环境里，我会怎样？”

张家鲁提到，在编写梅兰芳蓄须明志、卖画维生的一段历史时，他发现梅兰芳当时还在资助一些穷朋友，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其实当时大家情况都不好，他不去资助别人，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可他在自己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还要去资助别人。”

“这我觉得，他一直在努力地‘成为’梅兰芳，我觉得，这里面甚至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张家鲁说。

“他一直要求自己能够做一个好人，这很吃力，但也是因为他太想做一个好人。”严歌苓说。

电影里，潘粤明扮演了梅兰芳的表哥王蕙芳。当年，两人有“兰蕙齐芳”之称，然而，王蕙芳却过早地陨落。徐城北说，王蕙芳的失败是因为他走红后，“沾染了大烟和沉迷女色”。

而吴迎回忆说，梅兰芳其实也抽烟，解放后每次上台前，他都要抽两口，可是：“不多，就两口，不进嗓子。”

吴迎认为，梅兰芳蓄须，很大程度也是受当时他身边的画家朋友影响，因为画家们都蓄胡须。

“他一直是个努力自我完善的人。”严歌苓说，“他诗写得不错，还努力跟文人学画画。”

在严歌苓看来，1930年梅兰芳的访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时的华人形象。

“那时候，美国的种族歧视还非常严重，排华法案到1944年才废止。梅兰芳的演出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穿个布口袋黄黄瘦瘦的中国女郎。”

电影《梅兰芳》里有一个细节：清朝宫廷有一种刑罚，给人戴纸做的枷锁，明令告诉犯人不准撕破，撕破就要被打死。编剧严歌苓说，她忘记了从哪里看来的这个细节，但看到了就觉得被触动了。

导演陈凯歌说，他也被这个刑罚触动了，在他看来，“这是高度象征的工具。一个演艺界的成功人士，他面临的处境是什么？”

“我跟西方的朋友们说，中国京剧的老角儿，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的角斗士：一方面，他胜了，会拥有最高的荣誉；另一方面，如果失败，就是死。基本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陈凯歌这样说。

电影《梅兰芳》对梅兰芳人生的描述，停止在抗战胜利。严歌苓在解释为什么将时间点截至在这里时说：“他的艺术高潮其实在建国前就已经完成了。建国以后，他已经不再只是梅兰芳，而是代表了很多政治的东西。”

徐城北家里留着一张照片，是他母亲当年从梅兰芳那里拿来的。那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上梅兰芳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干部装束。”徐城北说。

电影里，老伶人十三燕是梅兰芳之前的旧时代代表，在溘然逝去之前，他给梅兰芳留下了影响一生的两句话，一是“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另一句是“将来要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

徐城北说，旧时代的艺人，要的就是一个体面：“要美，要尊严。”

“他是高度自爱的一个人，这个自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就是‘美’。”陈凯歌说。

编剧张家鲁在给记者的邮件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2005年初在北京写完第一版剧本，轻畅之余遂与国富导演、老杜及友人二三登香山，欲往梅先生墓参拜。时值深冬，雪积盈尺，途径陌生，几番寻觅不得法，正图放弃，山坳里竟悠悠转出一人，不知乡民村叟，替吾辈指路。顺利诣墓祭拜后，忘了是谁惊醒：‘不愧是梅大爷，这么大冷天还派了人指路！’众愕，相对欣然。

“那年夏末，剧本又要大修，独自在台北气郁。读《孟小冬传》，知先生墓在台北近郊(新庄佳山公墓)，遂驱车往诣。盖年代久远，问管理员皆不知有彼，只得自寻。在墓区转了一两个小时，大汗淋漓，终于放弃。乘车时突然想及：毕竟是孟先生啊。

“一热一冷，一宽容一孤傲。我本不该去那趟佳山。”

严歌苓说，拍这部电影，最让她感兴趣的，还是人和时代的关系，“我觉得民国这个时代其实是个很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很闭塞，另一方面，又有不少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部电影的另一条平行线，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这其实是和梅兰芳的一出戏平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