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物

创始人胡亚权、郑元绪与1982年初到编辑部工作的彭长城，是《读者》杂志的三个代表人物。

创办《读者》没多久，胡亚权调离，郑元绪主持工作。善于思考的郑元绪坚持认为：思想是“办刊”的灵魂。他说思想的影响可能只是把一滴水放到了一条流动的江流中，一滴水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条江绝对是由无数滴水组成的。《读者》要做的，就是向江里汇进一滴水。在他的领导下，《读者》的人性化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碗青汤荞麦面》、《所有的青藤树都倒了》、《人性的弱点》、《上帝变了》等最能代表《读者》的文章陆续刊出。郑元绪相信，人性的力量是永恒的，这股“不动声色的力量”使《读者》始终保持着独有的高贵品质。

1988年，《读者》首次评选上一年度的十佳文章，以此来把握读者的阅读口味。这次评选收到了42万份评选表，显示出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已被《读者》的人性力量征服。1991年，《读者》印数达到214万，跃居当年中国期刊发行量第四。

1994年第一期，《读者》杂志发生了一点新变化：登出了美开乐的邮购广告。就在这一期，还刊出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新年话〈读者〉》，作者是郑元绪，他写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一份缺少文化的杂志是贫乏而苍白的。我们在编发文章时，努力去开掘和体会文章的意味和底蕴。希望经过岁月的冲刷之后，《读者》杂志上那一页页文字，还能留下较丰厚的文化沉淀。”

此后，郑元绪离开了《读者》，胡亚权重新回到编辑部主持工作。回到《读者》后，胡亚权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读者》编辑部升格为《读者》杂志社，除编辑部外，成立经营部，广告业务开始扩大。

《读者》继续自己的传奇之路。1994年，在全国期刊征订普遍下滑的时候，《读者》发行量突破400万份，人们惊呼为“读者现象”。兰州人开始将她与牛肉面一起视为城市的名片。1995年年初，省委、省政府召开表彰大会，重奖给《读者》一辆轿车。

意识到品牌重要性的《读者》，1995年面向社会征集刊徽，开始对杂志形象进行全方位打造。《读者》收到了全国各地的2.7万多份应征稿，堆了半间屋，最终杂志社选用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陈汉民教授设计的“小蜜蜂”作为刊徽。

胡亚权知道，读者是《读者》最重要的资源，读者的意见与读者的认可同样重要。基于这样的认识，《读者》开辟了“编读往来”栏目，胡亚权在开场白中说道：“欢迎你来挑刺。”一位80岁的老人,自此每月读完杂志写一封信“挑刺”，他一共写了340封信。

1998年，胡亚权提出向全国所有特级教师赠送一年《读者》的方案得以实现，这份敬意很快得到了回报：几乎每位收到杂志的特级教师都写来了感谢信，第二年，学生订阅率上升20%。2000年，《读者》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当年平均月发行量再创新高，达到505万份。

2001年，彭长城出任常务副主编，一年后，就任主编。在此之前，他一直主理着《读者》的印刷与发行业务。在《读者》，没有谁比他更了解中国期刊市场的动向了，无论是分印的胜利还是广告的刊登以及原创版的问世，都与其努力密不可分。

《读者》发行量激增的同时，一家印刷厂、一家邮局印发的弊端开始显现，巨量的杂志在兰州完成印刷需要20多天时间，运到全国各地又需要很长时间，读者拿到当月杂志甚至需要40多天时间。多次争取之后，1988年，《读者》实现分印。

分印之后，彭长城又从激烈上演的家电价格大战中捕捉到讯号：有一天，期刊业的价格大战也会打响，当时一份《读者》售价1.5元，如果没有广告，很难维持低价位运行。但登广告，杂志社有人想不通，觉得“一个纯情少女遭到玷污，有了铜臭味”,为此还哭鼻子。但彭长城认为：一本杂志，只编稿件不经营，永远长不大，广告经营是一家杂志走向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几经商讨，《读者》终于登出了第一例广告。但什么样的广告可以登，《读者》却自己给自己设了很多限，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与杂志品位相符，为此剔除了很多广告客户。

至今发行量逾50万份的《读者》原创版，在2004年的时候只是《读者》的一个栏目，每期读者调查中，52%的原创文章进入读者最喜欢文章的前10名，原创栏目成为读者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当时《读者》已经拥有100位签约作家，后来又陆续签了许多作家。签约作家加上读者的投稿，出版一份原创刊物，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策划，《读者》原创版于2004年问世，2006年又从双月刊变成单月刊，再次成为中国期刊业的一个奇迹。

刊登“希望工程”公益广告、建立“读者林”、与美国《读者文摘》越洋对话、有奖订阅……透过《读者》成长历程中发生的这些事件，人们记住了“彭长城”这个留在《读者》最久的名字。一个团队除了三个代表人物，《读者》的背后，还有一个团队。

《读者》创立之初，办公条件很差。在《读者》度过21年编辑生涯的李一郎，至今记得1985年他到《读者》时的情景：“办公室漏雨，第一天晚上编好的稿子放在桌子上，夜里下了雨。第二天，蓝墨水洇成一片。漏得厉害的时候，有人打着伞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