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简陋条件下，因为人少，几个编辑忙得没白天没黑夜。每天要看的图书期刊，摞起来有一米高，白天看不完，下班回家还要背回去五六捆。李一郎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干劲？最令李一郎感到欣慰的是，“自己选的文章可能影响了很多人，或多或少给社会留下一些痕迹。”

1986年，袁勤怀来到《读者》工作时，心里觉得挺好，“可以免费看杂志。”后来他发现，阅读一旦成为工作，就与预期想象大相径庭。从数以万计的稿件中选出一篇，删删改改用手抄一遍，再交给下一个环节……无数次的重复都不怕，最怕有些栏目的稿源弱，最怕选不出一期最具分量的开篇文章。转眼过去22年，免费看了无数杂志的袁勤怀说，“现在人到中年，我感到最满足的是我的青春年华随着《读者》一起走过，这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岁月。感恩《读者》。”

1994年来到《读者》工作的任伟，在上中学时就是《读者》的读者。当他进入《读者》成为一名美术编辑时，方领悟到挑选那些唯美的画面有多来之不易。为杂志挑选了不计其数刊图的任伟最得意的是，中国美协已将《读者》美术彩插作为专业媒体对待；令他最懊恼的是杂志封面挂在报刊亭里后，又看着不满意。

加入《读者》队伍14年后，王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书特别快，不停地看。”她喜欢这份单纯的工作：“这个工作适合我。”她觉得没有什么工作能让她接触到如此巨大的信息量，这让自己的大脑能够保持一种活跃状态。与她同年进入《读者》的张涛最开始接触编辑业务时，是一遍遍阅读《读者》十几年里刊登过的文章，渐渐地，办刊方针不再是干巴巴的16个字。张涛说现在“能入自己眼的文章都是很不错的东西，但是不会写，写出来觉得不成样。”所以当有读者给他来信，表示被他选的某篇文章打动时，他也不会沾沾自喜：“如果是我写的，得意倒有理由。”

高茂林199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到《读者》的时候，“《读者》的名气已经不小了。”记得上大二的时候，他无意中对同学说过一句话：“如果以后回兰州工作，那就去《读者》。”几年后应验了。后来他想之所以说这话，可能是印象里觉得《读者》适合自己，自己也适合读者。高茂林觉得《读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我的心态比以往平和宽容多了，我很满意这个改变。”

1999年，侯润章成为《读者》的一名编辑。之前的10年，他在出版社编书，那时候他认为，编书比编杂志的文化含量高多了。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了《读者》10年之后，侯润章成为其中一员。真正参与到其中，想法变了：“哪有那么容易？责任和压力都很大，责任和压力不是来自领导，而是来自读者。”

对于在《读者》工作两三年的陈天竺和李霞两个时尚女孩来说：这份工作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压力。在成长过程中，《读者》曾为她们留下印迹，当她们还是《读者》的忠实读者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读者》一员。刚进《读者》时，彭长城对她们说过一句话：“进入《读者》的人，头上都戴有光环。”光环来自于它天文数字般的发行量和读者对它的超高期望。压力之下，她们学会将自己融入《读者》，并以各自的风格悄悄地为《读者》烙上年轻的印迹。

27年，编辑部变成了杂志社，两个人增加到60多人，学历不同、专业不同、经历不同、爱好不同，一代代编辑却共同坚守了《读者》的淡雅如菊。

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读者对编出这本杂志的群体充满好奇。有读者来信问编辑“结婚了没有？”有读者为生病的编辑寄来药，甚至有读者千里迢迢跑到兰州来看是一群什么人在办《读者》。有的随旅游团队来，与编辑们合个影一了心愿，这是比较理智的。也有狂热的，曾有一个云南女孩骑着自行车来到兰州，目的就是看一眼《读者》编辑。

读者的热情，带给编辑更多的是压力。2005年就来到《读者》原创版的编辑王飞，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大量的来稿，选用自己满意的稿件，每期策划选题，向作家约稿。《读者》原创版的选稿过程和《读者》有些不同，选用的文章必须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原创作品，因此需要编辑更多地和作者交流。王飞说，和作者交流、约稿都不困难，听到是给《读者》供稿，作者们都很乐意。《读者欣赏》编辑王先孟也认为，《读者欣赏》作为一本图文并茂的年轻杂志，对图片的要求也很高。现在，图片的稿源不愁，有很多图片社、作者都愿向他们供稿，编辑只是优中选优。作者的信任，就是编辑的动力。

王飞和王先孟都认为，不管是《读者》原创版，还是《读者欣赏》，都是年轻的杂志，都是《读者》旗下的小树。正是因为《读者》品牌的不断强大，才吸引到了更多作者和读者的关注和支持。作为编辑，在编每一期杂志时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如何让更多的读者关注这本年轻杂志？他们相信，只要编好每期杂志，让读者满意，小树终会长成大树，使《读者》这一品牌更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