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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教科书:第一部近代教科书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5-18  发表评论>>

-毕苑

今人看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这些由村老塾师讲授的知识,和新学堂里的史地理化教科书,该有多么大的差异。中国儿童的启蒙知识如何经历了这样一场转变?让我们把时间摇回19、20世纪之交。

作为晚清“新政”的一条重要措施,清政府下令各省于府、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州、县改设小学堂。其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新教育”新在何处?新在课程,新在课本。学期设置、科目分配、课时安排,有别于私塾教学;学堂课本更是气象一新。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物,而是几十年间中国人学习他人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积累经验,编纂自己的教科书。

“蒙学教科书”诞生的时代土壤

在新学堂章程颁布前,民间已经有人编写不同于传统教本的教科用书。按照学界认同的说法: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师范生陈懋治等编《蒙学课本》三编,是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它的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第二编第一课为《四季及二分二至说》。每课皆有主题,不似传统教本知识混沌之貌。

还有一部较受学界推崇的教科用书,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的几位创办者——俞复、丁宝书、吴稚晖和杜嗣程等,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就的《蒙学课本》。其内容共七编,“前三编谓系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读书之兴趣,间及史地、物理各科之大端”,“第四编专重德育”,“第五编专重智育”,“第六编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第七编选史汉最有兴会之文,暨诸子之篇”。可以看出课本的知识整合与分类思路,虽然仍取材于“史汉诸子”等传统知识,但已显出内容上的分类意识。

知识分类和体例改良是新式教本与传统的最大不同,这已经成为晚清很多学者的共识。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曾指出:“西人学堂悉有专书,岁为一编,月为一卷,日为一课,小学有小学之课,中学有中学之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之课”,他希望引进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翻译西方学堂用书。

事实上,在前述课本出版之前,已经出现分科分类的开蒙用书。如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谢家木所编《算学》三种,1893王亨统编纂的《地理问答》,后经江楚书局改订出版,同年周保璋著《童蒙记诵》,汇文书院李德安著《地势略解》等。这些书籍现已查阅不到,只《童蒙记诵》一书别处略有记载:“木刻本,内分天文、地理、人事、行政、六艺、文学、史事等二十余类。”

更多教本致力于体例改良。王亨统编写的《绘图蒙学捷径》,对于教学内容和难易进度作了详细计划,每一课的生字、笔画、句子长短都有安排。杜亚泉编写《文学初阶》打算以此作为蒙学教本,小学堂则继之以《文学进阶》。不过由于该书在内容和教学时限上都与随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不符,最终未获应用。1902年南洋公学印行《中等格致课本》,将欧美相关著作改成教科书体例:“原书有篇章无课程,惟欲便初学之用,故强分之。每课之后附以习问,数课之后附以温习课,务使易明易记,无顾此失彼之弊。”还有谢洪赍编写的英语教本《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组织完善,设计合理,“书成未几,风行一时。”

这些都说明在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民间关于新式教科书的探索已经如火如荼。“蒙学教科书”就诞生在这温厚的土壤中。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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