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编剧、《与精英保持距离》作者黄纪苏：

批判知识精英是因为更寄希望于知识分子

近日，史诗剧《切·格瓦拉》编剧、《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黄纪苏的首部个人文集《与精英保持距离》出版发行。书一问世，有评论即称其“损人达到新境界”，一顶“文坛奇损”的帽子似乎也被扣定。对此，他答复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位朋友读了我文章回复说，‘感觉背后还有非常仁慈的胸怀。’我很感激他看到了‘损人’之外的这一面。”

文化先行是社会改良的常轨

中国青年报：你要远离的“精英”到底是哪些人？

黄纪苏：“精英”这词在学术上是中性的，在我们国内普通人的感受里本来还略带褒义——麦乳精就比小麦高档嘛。但那帮人不修令名，自己乌烟瘴气不说，还把挺清白的一个词儿给糟蹋了。哪帮人呢？就是社会上层中差的那部分，包括“官”、“产”、“学”，还有你们“媒”。我所谓“和精英保持距离”，无非是取一个监督、批评这些人的立场，提醒他们得做得像样一点儿，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这个社会掌权的。

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说，你新书的矛头，更多还是指向为权贵阶层辩护的知识群体，而非权贵本身。你说呢？

黄纪苏：话语权也是权，知识精英也是权贵的一部分。对这部分权贵，我更熟悉，因此批评也更多一些。对其他部分权贵，我也没少批评，只不过有人认定我不会去批评。我在反思30年的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有段戏词，公演时观众反响挺强烈的，是一个大款横行路上的独白：“公安局长过命的交情道儿上的兄弟，市委书记给把米就点头丫整个一鸡……”网上有，你们可以看看。

中国青年报：看完你的书，我们感觉，其实你跟知识精英挺“亲”的，你对他们的批判有“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黄纪苏：比较多地批判知识精英，也是因为更寄希望于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其他方方面面，现在只剩屁股了，全是利益，都太“实”了。唯有知识分子这块儿，还稍“虚”一点，除了屁股还有脑袋，这样就存在超越自身利益、立公心、致公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于中国，是太需要了。以现今通行的价值观，大家都想当经济人，谁都不肯少捞，谁也不知稍让。这样，社会关系就僵住了，矛盾在上边的腐朽和下层的愤懑之间恐怖地积累。唯一可能破局的力量，就来自文化，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但现实却是这帮知识精英表现得格外差，差到什么地步？我在反思30年的一出戏里，写过一段关于他们的角色独白：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这兜股票这兜党票，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刚更新老婆正装修豪宅，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还有马克还有美元，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正写作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就冲咱这色毛，投奔哪张皮，哪张皮不要啊！就冲咱这双捷足，踩哪儿不是金光大道啊！

话说回来，差跟好也是辨证的：因为格外差，才有可能格外好。所以，我还是寄希望于知识分子，通过批评他们中差的，激励他们中好的。等到好的部分壮大了，就会影响风气，酿成新文化，带动经济、社会、政治往好处去。文化先行，是社会改良的常轨。

对社会弊端的不宽容恰恰是在保卫宽容的社会基础

中国青年报：有位同行说，和你打过交道后，他特困惑，就是你接人待物，尤其是对待朋友，急公好义，温暖之极；可是看文章，你“损”起人来真天下无敌。“文如其人”的说法好像不适合你？

黄纪苏：第一，“文”如不如其“人”，二者在某些层次上会显得分裂，但在较深层次上还是统一的。有位朋友读了我文章回复说，“感觉背后还有非常仁慈的胸怀。”我很感激他看到了“损人”之外的这一面。第二，我写文章说的都是公共话题，吟味个人生活的东西很少示众，那些东西会温情得多。其实，就是我发表的文字也不是除了横眉就是立目，也有许多轻松和平的东西，但舆论不关注后者。第三，文艺批评的确是我文章的重点，我把写文章，尤其是杂文，更看作验血、查甲流一类的事，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贯传统。

中国青年报：你一直这样爱憎分明？在推崇宽容的时代，你不感觉自己“另类”吗？

黄纪苏：30年前，我们国家经历过“极左政治”时期，那时对集体、国家、阶级过于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过于压制。物极必反，出现社会反弹可以理解。但反弹到了极端，就是不讲是非，回避矛盾，用一床“宽容”的大红被面去掩盖尖锐的现实问题。我一向主张多元的社会格局和价值观，但多元不等于不讲是非，更不等于抹杀大是大非。至于是否另类，我倒是觉得如今同调者越来越多。我看对于邓贵大和邓玉娇，对于谭千秋和范跑跑，大多数人都挺爱憎分明的。范跑跑也想跑进“宽容”的避难所，却被大家拒之门外。其实，我们对社会弊端的不宽容，恰恰是在保卫宽容的社会基础。

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说你“不乏勇气但充满戾气”。你对精英的讽刺，有点像鲁迅对待梁实秋。你怎么看鲁迅？他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

黄纪苏：如果在社会丑恶面前没能恬然自适就是“戾气”的话，那就戾气吧。鲁迅的确是我最钦佩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中国读书人没受他影响的可能也很少。鲁迅是爱和憎的统一，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后，我坐在家里一遍又一遍读《纪念刘和珍君》时最强烈的感受。“只爱不憎”在瑞士或瑙鲁可能比较正常，但对于近一百年天翻地覆的中国，就太假太不自然了。周作人想成个例外，他的性情确是“平和冲淡”，但时代没成全他，一场中日血战让他“渐近自然”的路刚走一半就翻沟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