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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妹回忆任弼时:我们和父亲相处得太少太少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12-25  发表评论>>

  清晨,大雪初霁,79岁的任远志和老伴白世藻在家中看电视,一片温馨。

  传达室戴红袖章的大妈说,自从夏天摔了一跤,有小半年没见着任远志下楼了。

  “我是摔糊涂了,以前的事都记不住了”,任远志在回忆父亲任弼时的时候,经常重复着这句话。在父女相处的4年3个月16天里,只留下了点滴的记忆。但对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任远志记忆犹新。

  “可以这么说,从我认识我父亲到我父亲去世,一共有4年3个月16天。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到一年,真是太少太少了。”任远志说,“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

  只有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及儿子任远远(1995年因肺癌过世),最终能在父母身边长大。本刊记者专访了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由她们将父亲任弼时的生平从记忆带到面前。

  任远志:和母亲一起接受敌人审问

  1928年10月,任弼时奉党中央之命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芜湖南陵县被捕,后被解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

  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但出面的必须是亲属。“母亲从上海紧急赶往长沙。不料到车站时,当日的客车已经开走了。母亲心急如焚,她抱着刚出生的我大姐苏明,不顾一切地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秋天天冷风大,煤渣、小煤块时不时地甩向她们。”任远志说。

  由于一路恶劣的环境,陈琮英和任弼时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为不堪风寒引发高烧得肺炎而夭折了。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去中央苏区工作,而陈琮英已怀胎十月无法长途跋涉随同前往。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父亲安慰母亲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招供,我才出生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龙华监狱。”

  任远志回忆说:“后来妈妈把这一段说给我听。当时她抱着我,别人审问她:你是不是共产党?她就说什么当不当,我东西都当光了。就这样,人家说东她道西,实在问得她没办法了,我妈妈就在我身上掐、拧,我就大哭大闹、大吵大叫的,结果闹得敌人没办法。审问的人就说家庭妇女,退堂。后来周总理和妇救会,想一切办法把我们救出来了。”

  陈琮英出狱不久接到周恩来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她当机立断把任远志送回湖南老家,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管。直到1946年7月,任志远才被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1933年,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4年,弟弟‘湘赣’出生。这年8月,父亲奉命率红六军团向西突围时,把不满半岁的弟弟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全国解放后,陈琮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湘赣地区,也没有找到儿子。

  任远征:在羊圈里出生的红孩子

  1936年8月的一天,时任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任弼时,率部长征途经四川阿坝草原上,陈琮英将女儿任远征生在一户藏民阁楼下的羊圈里。

  “母亲说,过了雪山,一条大河,刚过了河,挺累的,就想生孩子。她说,幸亏是过河以后,否则就没我了,身体很容易感染的。当时在藏民的阁楼里,上面住人,下面是羊圈,有一个楼梯,其实就是一根棍子,砍了几刀竖着就当楼梯了,很窄的,一般人都不好爬,她更爬不上去,就在羊圈铺了个油布,把我生下来了,是后来任职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接生的。”任远征回忆说。

  由于当时行军条件实在太艰苦,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把孩子留给苗家兄弟吧!”红军战士闻讯后,坚决反对将远征留在苗区,争着要求背远征行军,这样,远征留下了。

  任远征说,她要感谢贺伯伯(贺龙)。“本来都是要寄养的,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在长征前18天出生,说好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的,结果出发前发现老乡门上一把锁,没人,只好背着孩子走了,这样我们就都被带着了。”

  长大后任远征还跟父亲开玩笑说,“你没把我扔那儿,不然我现在肯定就是藏族姑娘了。”

  任弼时说,“别谢我了,你得好好感谢你贺伯伯,他们家那个要是扔在路上,你也得扔在路上了”。

  73年后的今天,任远征仍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有说在夏天生的,也有说在夏秋的,具体都记不清楚了。”广袤的四川阿坝草原永远隐藏了她的出生秘密。“2003年9月我还来过阿坝草原,特意来的,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我只知道是阿坝,具体位置就不知道了,找了一个星期左右。”

  任远征在一个地方看到红军纪念塔,底下一个雕塑,纪念红二方面军的,一个女红军骑在马上,抱着一个孩子。

  “有人说,那个小孩不就是你吗?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所在的红二六军团,在长征生了3个小孩。我、肖克的儿子,还有吴德峰的女儿。”任远征说。

  任远芳:用俄文写信“认识”父亲

  1938年3月,任弼时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陈琮英随丈夫远行。1938年12月8日,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国,把刚满周岁的小女儿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任远芳说,“?当时,我只有1岁零两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包括嗷嗷待哺的婴儿阶段,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

  1948年,当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后,任远芳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女儿任远芳的生活。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任远芳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任远芳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信中父亲告诉任远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许多大胜仗,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并即将解放全中国,告知女儿“你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团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城,那时我们即可经常通信了”。

  61年后,任远芳用了若干个第一次来回忆当时接到来信时的兴奋。“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家的概念。”

  任远芳说,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1949年12月初,组织上安排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病。“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任远芳在国际儿童院老师带领下来到疗养院。“真正面对父亲时,我不但老躲着他,不敢接近他,并且连‘爸爸’这两个字都叫不出来。”

  任远芳在父亲身边才呆了一天,就提出要回国际儿童院。父亲并没有舍得放她回去。“当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后,我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

  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去世。

  父亲“得罪”江青,任远志夫妇被捕

  坐国民党的监狱时任远志还小,母亲在监狱里抱着她,坐了半年多,当时的情景只能听妈妈回忆。而“文革”期间的四年多监狱生涯,任远志永远难忘。

  “‘文革中’,江青诬蔑我母亲是‘寡妇集团’的团长。就关了我和我丈夫白世藻。我妈妈、妹妹他们也想关,但是找不到理由。”任远志以“特务”的罪名被关了四年零八个月。

  “我当时在解放军报社,正好我管一个车间。有一天,陈伯达和江青一块儿到解放军报社,我们车间的工人同志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想跟江青提出一些问题,就把她给围起来了。后来我就去解围,解围以后她上了车,我还说请您代我问毛伯伯好。她突然停下车,把一个处长叫上去,她说任弼时、廖承志、李富春、贺龙都是坏人,任远志是特务。说我是特务,就这么一句话,他们就写了个逮捕证,半夜里他们翻墙过来把我抓走了。”

  任远志后来回想,江青可能是很早就想整治自己了,“当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我爸爸他们都不同意,后来同意了,但是加了一个条件,要求江青十年内不准参政。还有一次是在延安的时候,江青要买羊毛大衣、要用布做棚子挡太阳,当时我爸爸负责这些事,他没同意,他说前方战士连衣服都没得穿,你不要太那个了。”此外,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掀翻了桌子,最后由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他们整我的时候,让我去收拾一间房子,房子里摆了18瓶敌敌畏,我都数得清清楚楚。故意摆到那儿,故意让我来扫这个房间,看守员故意都不看着我,就让我去扫,这不是故意让我死吗?因为他们整了我半天,也没找到我的问题,我没反党,没反毛主席,他们就希望我自己喝一点儿敌敌畏死了,那就可以说是畏罪自杀。”

  任远志和丈夫被关在德胜门外白庙,在监狱里每天吃窝窝头和咸菜,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点面条和米饭吃。

  林彪外逃事件后,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得知这个消息后,白世藻在狱中给周总理写信,申诉自己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周总理及时批复了这封信。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亲自派人到监狱里把白世藻接出来。“白世藻出狱后,才知道我也在监狱里,于是又写信给叶帅,为我申诉。”

  1972年,任远志被释放。尽管重获自由,但任远志从60年代到90年代,都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一直到1992年正式离休。

  任远志谈父亲:

  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

  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任远志自述:

  三姐妹特别亲密

  我们姐妹3人出生在战争年代,成长在苦难之中,很早就失去父亲,从小相依为命,感情一直十分融洽。远征生在草地,性格倔强,母亲给她起的小名叫“蛮子”,但她做事干练,心地善良,虽然她的职务比我高,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仍旧很尊敬我。远芳是从苏联回来的,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也许很难改变,好像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似的,说话办事单纯、直率,称呼我时,还娇嗲地“接接(姐姐)、接接(姐姐)”地带着俄文腔。两个妹妹对我都很好,有关家庭的大事,都征求和尊重我的意见。在我落难的时候,她们轮流帮我照顾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 吴春威 任晓宁 /北京报道

文章来源: 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责任编辑: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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