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广州儿童电影院贴出了《超人》海报。《超人》作为美国进口大片最早进入中国，它刚上演不久就被有关部门禁了，经过一段时间争论才又正式上演。3年后，《红高粱》作为首部中国电影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最高奖，中国电影沉寂多年后，真正走向世界。安哥/Fotoe 摄

对于1988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狂欢。

那年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那年年末，“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那年2月，电影《红高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贯穿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与乐观情绪一路升温，逐渐趋向高潮，文学艺术也抹去“伤痕”“反思”的眼泪，面朝未来开怀大笑。一个叫张艺谋的摄影师天才地感知到了这一切，他抓住了“狂欢”这个关键词，为1988年拍出了一部叫《红高粱》的“主题电影”。

我仍然记得20年前，偷偷混进竖着“儿童不宜”牌子的工人文化宫看《红高粱》，看完之后在街头放歌长啸的情景，它改变了一代年轻人对电影的认识。

《红高粱》正式宣布“第五代”走入大众，走向开放，率领沉寂多年的中国电影加入了世界电影的舞台。尽管此前，《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影片已经令人看到了第五代对中国电影传统表达方式的突破，但是那种过于精英化的思考使它们的影响力仍然局限于文艺界，而张艺谋显然比他的同辈更善于把握大众趣味，和艰深的《黄土地》相比，张扬激情的《红高粱》更感性、也更平易近人。

在我看来，《红高粱》也可以被看作一部“80年代”的宣传片，《红高粱》的红色、美酒、高粱地等场景，无比准确地反映了社会脉动，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准确地摆出了一个反叛的pose，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代言。

对于《红高粱》和它背后的时代，学者李泽厚写下了优美的解说词：“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

正是这部激情之作，将一种不曾被束缚的斗志植根于影片中，一部电影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浓墨重彩下，或许揭开了惊心动魄的民族寻根。

同样，这个当年的黑小子也并非只停留在表面，他有效地利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完成了他重铸了民族心灵图腾的愿望。

二十年前，张艺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二十年后，这个勤劳的中年人，仍然在制造着“中国形象”。(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