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群众出版社向北京市西城法院递交请求，要求认定《我的前半生》为“无主财产”。西城法院于9月25日对上述财产在《人民法院报》发出“财产认领公告”，依照特别程序规定，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如果无人认领，法院将依法判决。今年9月4日，《新京报》报道，有自称“溥仪侄女”的金女士日前前往认领，溥仪的胞弟溥任也有代理人称将会前往认领。这起全国首例知识产权申请无主财产案被裁定终结。

二十年后，曾经被称为中国著作权“天字第一号大案”的《我的前半生》著作权官司，似乎仍未尘埃落定。

笔者曾对《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做过深入调查，笔者的看法与法院当年的判罚有些不同。笔者以为，在这场绵延二十余年的纷纭讼争中，一位曾经隐身在溥仪背后的关键人物，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

今特将笔者了解的情况披露如下。

“油印本”及“灰皮书”

《我的前半生》由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整理的认罪书而来。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战犯大坦白、大检举运动，要求战犯们拿起笔，通过梳理历史、总结过去，来反省自己的罪责。杜聿明最先给自己的反省材料起了个题目：《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很贴切很实用，便纷纷效仿。从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的帮助下，溥仪45万字的自传体认罪书《我的前半生》初稿写成。溥杰后来回忆：“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经历，总共写了四十五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溥杰：《我与〈我的前半生〉》，载《人民日报》1984年12月15日）1958年春，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共60册，报送到公安部并分送到全国政协、统战部等领导机关。

次年秋，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呈报到公安部并分送中央各有关部门后，迅速引起公安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统战部长徐冰当即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于是，《我的前半生》用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那里。

中央高层对《我的前半生》的阅读意见很快传递下来：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通读了此书，他对溥仪能够彻底认罪、愿意重新做人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同时提出，“不能把溥仪改造过程中的表现提得太高。”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时，毛泽东还把这部“未定稿”《我的前半生》送给了他们，并说这本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因为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

——1960年1月26日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3时，周恩来专门接见了溥仪及其家人，他对溥仪说：“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不过有一点，你说结婚时黎元洪还是总统，有点不对……你是哪年结婚？”

溥仪答：“1922年。”

周总理接着说：“这里有点儿出入……你写的东西，因为总有事，我还没看完。春节后我要出去，现在先和你谈谈。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士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但基础还不巩固，才十年，加上国民党那时也不过十四五年，而且头几年你还不安心，这也很自然，不奇怪，怎么会一下子就相信……”

——彭真同志读后对相关同志说：“检讨有点太多了，当宣统皇帝的时候他还是个娃娃，进托儿所的年龄，有什么罪呀？列宁说过，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何况是个娃娃，其实就说说那时候糊里糊涂地当了皇帝就行了。后来到了东北当了伪满皇帝才有问题……”

——陈毅同志读后，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组织力量修改，争取正式出版，然后由外文出版社译介到国外去。

毛泽东的审读意见，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及各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公安部。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拍板决定：《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是由公安部上报中央、全国政协并分送统战部等各部委办的，该书的正式出版也交由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办理。

这样，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第一版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灰色封面，三十二开本，分上下册，共印7000套，规定“内部发行”，限当时的17级以上干部阅读，这就是俗称的“灰皮本”。由于校对的马虎，封面作者的名字“溥仪”最初错印成“傅仪”，群众出版社紧急动员全社员工逐册进行了涂改。该书前言有这样的说明：“他（溥仪）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核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我们除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照印排出，以供内部参考。”

任务落到李文达肩上

公安部认为，我们国家把一个皇帝、战犯改造成新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溥仪特赦之后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就是证明。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把史实搞准，把我们的战犯改造工作介绍得详实和准确一些，是很有出版价值也很有政治意义的。但把溥仪的“认罪书”改写成一本书，靠溥仪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必须另想办法。

历史经常是在偶然之间创造出来的。一天，公安部预审局局长姚伦拿了一册油印本，兴冲冲来找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他们是亲兄弟。姚仑说，这是溥仪的认罪书，里面他交待的许多事情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再说我们把皇帝改造成新人，史无前例啊！要是改成一本书，会很有看头也很有意义。

经过公安部和群众出版社再三考量，帮助溥仪整理修改书稿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的肩上。

1960年1月的一天傍晚，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出面，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作陪，约请溥仪、溥杰和李文达到全聚德烤鸭店吃饭，共同商议改稿的有关事宜。这是溥仪和李文达第一次见面。听了凌云的提议，溥仪谦恭地连连躬身点头，表示同意和感谢。他知道溥杰帮他弄的那个“认罪书”不行，他说在战犯管理所，手边没有任何报刊史料可以参考，他和溥杰只能靠零零碎碎的记忆写那些历史过程，后来管理所帮着找来一本破烂不堪的《清宫演义》，里面也是谬误百出，不少是民间误传和说书先生的胡编乱造。溥仪对李文达说：“听说李同志是个大秀才，有你帮忙，《我的前半生》就可以搞得好些了。”李文达笑说：“能给‘皇上’服务，也是我的荣幸啊！”

两人的合作就此正式启动。让后人感慨良深的是，历史的因果关系也由此发生——“溥仪的前半生”，自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李文达的后半生”。

“如这样弄法不行，则另起炉灶”

1960年4月初，李文达住进香山饭店104号房间。上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下午，他就赶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逐章逐节地商量该书的修改问题。其工作方式是，由李文达根据修改需要提出问题，溥仪作答，李做记录。晚饭后，李文达便在灯下裁开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或者勾划修改，或者增写删除。这样的工作方式大约进行了一个月，李文达的信心反而越来越不足了。李文达后来回忆道：“初看《前半生》稿时，没看出那么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原稿基础不行，而溥仪提供的材料又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李文达和相关领导最初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修修补补大体上就可以成了。真正深入进去，才发现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劳动量也相当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5月，李文达把一个简要修改提纲和整理出来的部分书稿报送给姚艮总编辑和于浩成主任，他在信函中说：“有许多问题，溥仪也弄不清……请你们看后再定吧，如这样弄法不行，则另起炉灶。”显然，这时的李文达已经萌生了“另起炉灶，重新创作”的念头。

7月，李文达弄出一部整理稿，共两册16章24万字。比起灰皮本（油印稿）来，只是文字有所缩减和规范，条理较为顺畅了，并简要增补了1957年至1959年特赦这3年的改造生活。尽管李文达为这个稿本花费了3个月的心血，但他内心里觉得“这样写还是把这个题材糟蹋了”。于是他主动向总编辑姚艮提出，希望去东北做一次实地调查，再查查历史档案，把溥仪如何“从人变成龙”，又如何“从龙变成人”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搞清楚，然后再做打算。1960年7月，李文达带上助手杨国鼎，专门跑了一趟东北。他们先后去了沈阳、抚顺、长春、哈尔滨，尤其在抚顺，他们待了大约40天。李文达后来回忆道：“我在抚顺战管所40天左右，收获极大。找了已调离的前所长金源同志，找了管教人员、看守人员（已调走的又请了回来），甚至包括医务室的大夫、护士，还有在押的战犯们；看了所里的档案，战犯们的认罪材料和检举揭发材料。在抚顺、长春、哈尔滨调查时，还访问了溥仪的第四位夫人（李玉琴），访问了溥仪在参观中所遇到的人等等。”

在掌握大量生动素材之后，李文达终于下定决心，对《我的前半生》另起炉灶，重新写一部文学性传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