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金庸在内地从进入到接受，到炙手可热的30年。尽管对于金庸作品的价值、意义，及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做出结论为时尚早。但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金庸现象无疑值得关注。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14部武侠小说的首字，构成了这幅对联。加上另一部短篇《越女剑》，“金庸作品集”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北宋词人柳永的词作在当时流传很广，以致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根据金庸作品改变的电视剧、电影的流传，以今日传媒业之发达，说其传播程度远超柳永当不为虚。在几十年时间里，金庸作品被一再翻拍，牢牢占据电视机的荧屏，一批批明星因为主演金庸武侠剧而成名。

在图书方面，金庸作品畅销几十年，销售过亿册，大概也只有特殊时期下“毛选”所创造的记录能与之相比。而其作品由“盗版”而正版，由单品种到全系列的引进出版，更伴随着国人版权保护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与改革开放30年同步。时至今日，金庸作品也从“成年人的童话”进入了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课题。

“吴陈比武”引发金庸创作

1954年，香港太极派拳师吴公仪，澳门白鹤派拳师陈克夫，各自宣称其本派拳技之优点，相约在澳门比武，引起了香港民众的普遍关注。这场比武的结果是，吴公仪很快击败了陈克夫。但是，这一事件却成为了香港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不久，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查良镛将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拆开，以笔名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的第一部作品是《龙虎斗京华》，而金庸的第一部作品则是《书剑恩仇录》。

进入武侠小说写作领域之后，梁羽生和金庸都获得了很大成功。两人因此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金庸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香港一文化人曾经回忆，金庸擅长在每天连载的结尾处制造悬念和小高潮，让人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第二天的《明报》。1972年9月，金庸宣布“挂印封刀”，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此后，他花了10年时间，整理共15部(包括一个短篇《越女剑》)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上世纪70年代前期，金庸的小说在内地尚未公开发行。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可以说，邓小平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访问内地的邀请。当时，金庸修订《武侠小说全集》的工作已近尾声。他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他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他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钦佩他刚强不屈的性格。

这一信息很快就上达邓小平处。他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系笔名)。这一年7月16日，金庸携夫人和儿子、女儿踏上了访问内地的旅程。18日上午，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握住金庸的手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发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

金庸先生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同志专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据《文汇报》报道，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大陆“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