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数的伟大作家被称为“作家的作家”，极少数的伟大诗人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仿照这一说法，极少数伟大的书也可以被称为“书的书”。

也就是说，这极少数的书，是无以计数的书的中心，许许多多的书围绕着它们，吸取它们的光辉和热量，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浩瀚星空。

它们是书中的恒星。

刚刚开始自己读书的人不免会望洋兴叹，这么多的书怎么个读法。就是遵照爱因斯坦说的，去读古典作品，可光是古典作品也浩如烟海，不可能读得完。这就需要去探寻书的系统，找到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书。从古到今无数的书并非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书和书之间其实有条理、有头绪、有秩序。所以称有的书是“书的书”，意思是说这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开了这些书，很多的书就失去了依附。这些书是真正原创性的（原创这个词现在经常用，譬如说某流行文化产品是原创的，其实真正原创的东西是不可能经常出现的，更不可能像流行文化那样大量生产），不依附其他的书，却对其他的书和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广泛和久远的影响。

举个例子来说，在现代中国，鲁迅的著作就是这样的核心书。围绕着鲁迅的书，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鲁迅的书的书，其数量远远超过了鲁迅著作本身；这些直接关于鲁迅的书环绕鲁迅著作形成了一个圆圈。在另外一个更深入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数量更多的书，虽然没有以直接的形式谈论和研究鲁迅著作，却在思想和感受上受到鲁迅著作的极大启发或刺激，吸收和反射着鲁迅的精神，或者是表达与鲁迅精神有所差异和冲突的意见。这形成了一个更大、也更深刻的环绕圆圈。要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去理解鲁迅恐怕是不成的，而要理解鲁迅，首先不是去看关于鲁迅的书，而是鲁迅本人的书。有不少人读了别人关于鲁迅的一两本书或一两篇文章，听了别人关于鲁迅的这样那样的书，就据此形成了自己对鲁迅的看法。这样的看法是不可靠的，你要自己去读了鲁迅自己的书才成。

这样的核心书，“书的书”，书中的恒星，数量是有限的，把它们当成必备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放在较长的时间内（譬如，不一定在中学就读完和读懂《鲁迅全集》，但可以逐步读完和读懂）来仔细阅读，从实际来看不是不可行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是大学者陈寅恪（1890——1969）对人说的。他小时候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1865——1924），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寅恪非常惊讶，以为他老糊涂了。中国书怎么可能读完呢？过了很多年，等到陈寅恪也老了时，他才觉得夏曾佑的话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

也就是说，中国古书中的恒星也就几十种，其他的书是以此为基础而成的，读懂了这几十种书，就掌握了最基本最主要的信息。

是哪几十种？没有留下记录。学者金克木（1912——2000）写文章说，有十部古书是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一直背诵到十九世纪末的，它们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游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再往下，史书读《史记》、文学书读《文选》。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得有《圣经》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依傍它的，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就无法读懂公元以后的书。要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有几个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一点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不要满足于这些书的提要和评论，要读这些书本身。

金克木的这份书目是开给现在的青少年的，希望他们“正课”别压得太重，考试别逼得太紧，多一点时间打好文史基础。可是，几乎谁都想象得出，大多数人看到这份书目会觉得不合适。要讨论合适不合适其实没法单单局限于书目本身，要涉及到现行教育制度等多方面更大更复杂的问题，青少年阶段当然不必完全按照这个书目去阅读，但这个书目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青少年阅读也应该建立起基础书、核心书、“书的书”的意识，否则空泛地阅读，无根地阅读，效果一定是不理想的。

说到书目，一直有人在开的，对于读者的一般性阅读也会有一定意义。但是，书目往往是开给很多人看的，而实际上任何一个读者都和另外的读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真正适合于自己的书目不大可能是别人开出来，而是需要自己去摸索，去寻找，慢慢形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书目。对于别人重要的书对于你不一定重要，你也许能够在一本书上体会到只有你自己才感受得到的意义。

一个人要有朋友，要有自己钟情的人，对于书，也是一样。也许别人可以帮助你去摸索，去寻找，但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去找到，你自己去建立起感情。

■张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