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高庄名馆，大致有这样一个走向：早些时候是清道光至同光年间开业的“八大堂”、“八大居”等大型饭庄，以承办大户人家的喜寿宴会为主。清末民初开业的则以“八大楼”为代表，包括正阳楼、东兴楼、庆云楼、会元楼等，均为饭馆，菜肴各有鲜明的特色；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业的，则以“长安十二春”为头面人物。“长安十二春”是于1929年同时开业，又都在长安街两侧开业的几家风味餐厅，著名的有鹿鸣春、同春园、玉壶春、淮阳春等。每家餐厅的店名中都带有一个“春”字，故而得了“长安十二春”的美名。

从这个走向我们不难看出，从清代的大饭庄到清末民初的大饭馆，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风味餐厅，老北京饮食业走过了一个从贵族化单一化，向平民化多样化逐渐演变的过程。从规模上、排场上，越来越小，越来越追求随意和自得，丢掉的是缛节和豪奢。

饮食业的变化源于社会的变迁。随着清王朝的衰没和民国的风云变幻，贵族的末日已经降临，“主权在民”的政治宣传，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观念更新。昔日的饭庄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也失去了原来的主顾，成为“门前冷落鞍马稀”。往日达官贵人们诗酒酬酢的盛况已永逝不再。一个时代的风物，必然与这个时代兴衰与共。曲高和寡的饭庄谢幕了，脍炙人口、充满人情味的饭馆、风味餐厅粉墨登场了。

这其中，特色饭馆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

所谓特色饭馆，其实只是因其菜肴与众不同而得名，如以烧燎白煮为特色的砂锅居，以烧鸭子挂头牌的全聚德，以蒸螃蟹、涮羊肉享誉南城的正阳楼等，不一而足。俗语说，一招鲜，吃遍天。这些特色饭馆虽然在总体上与饭庄子、大饭馆相比稍显逊色，但其凭借一两种风味独绝的菜品，一样能各自拥有一批爱不释口的老主顾，并以此为口碑，名满京华。

正阳楼位于前门外肉市路东，以秋冬两季经营的涮羊肉、蒸螃蟹久负盛名。掌柜的孙学仁原本是山东掖县的农民，嘉庆中年，山东大旱，颗粒无收。孙学仁便背井离乡，随父亲孙小辫进京谋生。那年头，来北京闯世界的外地人与今天京城“打工仔”的心态大同小异，有腰缠万贯图大业的，有胸藏万卷求发展的，更多的则是因为家中生活艰难，到京城靠力气吃饭，挣血汗钱的。只不过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所限，这些“没有户口的北京人”，以河北、山西、山东三省人居多。那时候也没什么“安徽小保姆”，保姆是专门由老妈作坊推荐的从河北三河县来京的老妈子。

孙小辫父子来京的落脚点，在前门外打磨厂的一座破庙里。在同乡的帮助下，孙氏父子在前门外肉市摆了个小酒摊维持生计，专售南路烧酒。孙小辫为人忠厚质朴，做买卖童叟无欺，在肉市一带颇有声誉。他卖的烧酒不仅口味醇正，而且从不像其他小贩那样往酒里掺凉水，因此主顾越来越多，生意日渐红火。

干了几年风吹日晒的贩酒营生，孙氏父子省吃俭用攒下了几个钱。按说爷儿俩该回老家买两亩地，养活老婆孩子了吧？没有。孙小辫经过几年在前门外闹市的摸爬滚打发现，正阳门下简直就是块聚宝盆，满地银子足有半尺深。光倒腾几斤烧酒，就能攒下一笔钱，这要是开个小酒馆，还不得成袋朝家背银子。

刚巧肉市路东有个小酒馆关张歇业，孙小辫便托人连铺面带家具一股脑儿盘了过来。修新门面，旋即开张，始称“正阳楼”，取生意兴隆如日中天之意。又恰在正阳门下，既得地利之势，又能让食客们过目不忘，钟情于此，以应人和。

正阳楼楼上楼下都设酒座，秋冬季节最宜喝烧刀子驱寒取暖，所以酒馆也多在此时酒客爆满。酒馆里没有炒菜，一般常备的酒菜有玫瑰枣、炸排叉、煮花生、豆腐干、小酥鱼儿、羊头肉、辣白菜等，与大酒缸的下酒菜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正阳楼每逢秋季一到，就在店里添上精涮羊肉和蒸大螃蟹两宗美味，勾得京城老饕纷至沓来。

孙小辫谢世后，孙学仁掌管了正阳楼的柜东。他年轻有魄力，光绪年间，孙学仁从山东济南请几位鲁菜名庖，在正阳楼掌勺。正阳楼也可以做各色菜肴，承办小型酒席了，由小酒馆儿成为名副其实的特色饭馆。

当孙学仁经营正明斋饽饽铺以后，其弟孙学士接管了正阳楼的买卖。孙学士在京交游甚广。

民国以后，孙学仁更成了京城商业界一位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还被推选为北京商会委员。1923年，又荣膺了北京商会的会长，名重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