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在1978年以后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进入了“复兴”时期。其标志就是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以及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的引进，并在读者中造成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接下来，民国通俗小说成了出版商的“摇钱树”，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以前，凡是具有一定可读性、又允许重印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几乎都被重印了一遍，有的甚至印了多种版本。像张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印，有出版社已经准备编印他的全集。除张恨水外，秦瘦鸥、周瘦鹃、刘云若、还珠楼主，以及张爱玲的书，都印了不少，深为广大读者喜爱。这种“重印热”至今未见冷却，甚至还有增温的趋势。

把张爱玲归入通俗文学一脉，有人也许会不高兴，不甘心让她与张恨水之流为伍。但如果我们将20世纪通俗文学的历史联成一条线，就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恰在这条线的两端。作家阿城有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个“另类”，直到张爱玲才拨乱反正，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就像来自香港的李碧华，她的小说中有对现代性的反省，但说到底也还是通俗文学。

这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精英文学写作的持续高烧和读者数量的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单靠海外引进和翻箱底儿支持着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在最初的若干年，通俗文学写作实在很有限。当年有一位作家叫苗培时的，为《北京晚报》创作过连载小说《慈禧外传》，还有人写过少林寺的海灯法师、故宫里的神秘传说等，但都不成规模，不成气候。作为补充，通俗杂志开始广为流行。《故事会》曾达八九百万，《知音》、《家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据调查，《故事会》的主要读者群，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这种现象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30年来，通俗文学写作成绩甚微，依然属于“弱势群体”。近几年网络文学兴起，才给通俗文学的前景带来一线光明，显示出一些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