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冯·奥特虽然生在斯德哥尔摩，但由于父亲是位外交官，从小就游历德国、英国各城市。也因此，冯·奥特流利掌握从匈牙利语到英语的多种语言。她的音乐生涯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伦敦。从早年开始，冯·奥特就尝试过《魔笛》等歌剧中，专为女中音而写的男性角色，也就是歌剧中的“裤装”部分。这有别于大部分女歌唱家的经历，成为冯·奥特的一枚“注册商标”。

1985年，冯·奥特跑到英国最有名望的巴洛克专家、指挥大师约翰·艾略特·加迪纳面前试唱，不过当时她并不突出。但后来两人再次相遇时，加迪纳便决定邀请她一起灌录唱片了，内容从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到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为布莱希特写的剧场音乐，很是“照顾”冯·奥特宽广的戏路。

冯·奥特的录音在古典唱片业中独当一面：她先后以马勒的《少年魔号》与斯特拉文斯基的《浪子历程》摘得美国“格莱美”大奖；同时，她也玩心极重地推出过圣诞音乐专辑《圣诞在家》；出于内心的斯堪的纳维亚音乐情结，发表过用6种语言演唱、大有异趣的《民谣集》。

冯·奥特，跟世上任何一位重要的声乐艺术家一样，征服过歌剧重地英国考文特花园、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全球其他重要的歌剧院也就不在话下了。

即将与冯·奥特携手亮相北京的，是自1980年起就与歌唱家合作的瑞典钢琴家本赫特·福尔斯伯格（Bengt Forsberg）。冯·奥特告诉记者，偶尔她也会找其他钢琴家合作，但这么多年来，本赫特是“唯一能达到她所有要求的钢琴家”———因为，两人不单一起开玩笑，还会常因为意见不合“大打出手”，闹完了，出来的东西就均衡、和谐了。这次的音乐会上，本赫特除了为冯·奥特伴奏，还会选择一首巴赫的作品做独奏。

安妮·索菲·冯·奥特，来自瑞典，是当今乐坛上最重要的女中音（次高音）歌唱家之一。她的身材高大，常常反串歌剧中的“裤装”角色；戏路极广，从不怕“破坏嗓子”，她的常演曲库，远远超出了古典音乐的年代谱；她与指挥大师阿巴多、小克莱伯以及流行音乐家埃尔维斯·卡斯特罗都合作畅快。12月10日，她将登上国家大剧院，记者看到的曲目单子，相当有意思：有瑞典民歌，圣诞歌曲，还有巴西“波萨诺瓦”爵士。

曲目 我的选曲很谨慎

新京报：你觉得什么时候是你声音的黄金期、或者说成熟期呢？

冯·奥特：次女高音的黄金期取决于年龄，也跟你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声乐教育有关，越早越幸运。我26岁才结束学业，可我很喜欢唱歌，除了唱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我总希望能演绎不同风格的音乐，同时会保护好嗓子，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其实我的选曲很有限，我没有“大嗓门”，要唱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之类，会很累。所以，我的歌剧选曲要很谨慎。

新京报：演绎不同时期的音乐，需要不同的情感。就目前而言，有没有一种类型的音乐最能反映你当下的状态？

冯·奥特：早期巴洛克音乐富于幻想，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怎样去演绎；而无论是马勒还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作曲家的情感已经被植入乐曲里，只需要看着乐谱唱出来。植根于民谣的歌曲，很多都有真诚、清新、纯净的质地，你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在乐曲里编织一个故事。我和本赫特·福尔斯伯格都特别喜欢这样子的音乐。

跨界 我陶醉其中

新京报：你心目中怎样界定“古典”与“流行”？古典艺术家为吸引年轻人走进音乐厅，方式之一就是融入流行音乐的世界，你同意吗？

冯·奥特：不单是吸引年轻人，现在50岁以下的观众都会听广播里的流行歌曲，古典乐的收听率比起以前是下降了。我也是听着流行歌曲长大的，里头有些作品跟古典乐曲同样精彩。无论是流行还是古典，我一样欣赏，也都有演绎的欲望。观众也喜欢我唱的流行歌曲，所以我在音乐会里会添上流行曲。比如我会用舒伯特的作品开场，结尾时会唱本尼·安德森（ABBA成员）或者格什温的歌曲。现在很多歌手都会这么做，但这不单是为了“跨界”而“跨界”，我自己也陶醉其中，尤其难的是，你要唱流行歌曲也要唱得有个性。

新京报：那么，在跟阿巴多、加迪纳，和跟流行音乐人埃尔维斯·卡斯特罗（Elvis Costello）的合作，有什么区别吗？

冯·奥特：埃尔维斯·卡斯特罗自己也喜欢古典音乐。有一次我在伦敦演出，埃尔维斯和太太（即爵士名伶戴安娜·克洛尔）来听，他俩还一起给我送花，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埃尔维斯给我写过几首歌，后来我请他当我的唱片制作人。他很有才华，人很好。跟他录音，是我第一次离麦克风那么近去唱歌，感觉很有意思。加迪纳和我一起制作了很多唱片，他是我偏爱的指挥家，他总是精力充沛，很睿智，而且意志坚定，非常注重细节，你必须达到他的要求。而阿巴多的性格跟加迪纳不大一样，他的指挥风格比较开放，在他的音乐会上，你总能得到启发。

《卡门》 反传统的形象

新京报：2002年你第一次诠释《卡门》，在日本演出的时候，许多歌剧爱好者很惊讶。你认为歌唱家的外在形象是不是会制约其对作品的演绎？演你的“卡门”之前，做了什么准备呢？

冯·奥特：如果外形上贴近角色，当然会更好，观众很容易就能将歌唱家和剧中角色联系在一起。我演《卡门》就没那么简单，人们开始根本不认可我就是“卡门”，我很高大，一头金发，一点都不像西班牙的吉卜赛女郎。不过，导演创作这个新版《卡门》的意图，就是有反传统形象的意思，“卡门”在剧里有点男性化。我在格兰登堡、英格兰、美国演出，观众似乎都挺喜欢。

新京报：你从小在波恩、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生活过。这三个地方的音乐氛围有什么不同？你最喜欢住在哪里？

冯·奥特：居住的话，我首选斯德哥尔摩。如果不能选斯德哥尔摩，又假设你很富有的话，其实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比如纽约、慕尼黑和巴黎。但我喜欢清新的空气，不喜欢嘈杂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晚上可以安静地入睡。

斯德哥尔摩是在海上的城市，离森林也很近，你也可以享受乡村景色。但是，你需要走出去，才能获得发展。在欧洲别的大城市，你才能找到大歌剧院，顶级的乐团。

《玫瑰骑士》 重要的演出

新京报：在你的音乐生涯中，哪场演出对你最重要？或者是你事业的转折点？

冯·奥特：对我最重要的，是我跟小克莱伯合作的《玫瑰骑士》，人们可能到现在还在谈论这次合作。卡洛斯·克莱伯是位独一无二的指挥家，我们合作的《玫瑰骑士》也是独一无二的。

新京报：即将到来的北京音乐会，你在挑选曲目的时候有过什么考虑呢？我看到其中有瑞典民歌、圣诞歌曲，也有Bossa Nova。是不是偏重选择轻松一些的歌曲？

冯·奥特：选择瑞典民歌和圣诞歌曲，都是专门为北京观众挑选的。本赫特的钢琴独奏可能会安排在下半场的最开始，曲目是巴赫的《耶稣，人类欲望之欢乐》。下半场的中间部分，会安排整支乐队的独奏环节，曲目可能是伯恩斯坦或者格什温的作品。上半场会有一位挪威的手风琴演奏家独奏一段挪威或者南美风格的曲子，我们还不大认识，要到彩排才碰面。跟我同台演出的乐队叫做“快乐的瑞典绅士”，来自一首英格兰著名的颂歌：《上帝赐予我们欢乐》。乐队跟我和我的朋友们相处很融洽，他们都是男士，更是绅士，跟他们在一起，我总是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