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前、堪称“老祖母级”的上海女作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她们曾经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前沿，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文中的追忆与自省、理解与情谊、亲历与亲闻，虽只是一点一滴、一人一事，却蕴含着丰厚的人生积淀和思想感悟，聚集起来，便汇成了文坛真实可贵的记忆，见证了那个年代一段段让人难以忘却的历史。——编者

　　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一九七一年，四位胸前别着毛泽东像章的 “老大娘”在人民照相馆合影，前排左起郭卓、茹志鹃，后排左起苏红、彭新琪

　　■彭新琪

　　五十年代中期，刚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作协《文艺月报》编辑部当编辑的茹志鹃，以她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成名作《百合花》。这篇作品被文坛巨匠茅盾誉为当时读到的几十部著作中最使他满意和感动的一篇。作品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使茹志鹃蜚声文坛。

　　我和茹志鹃在巨鹿路675号作家协会大楼相识、相处、共事三十年。虽然没有弥漫的硝烟，没有枪林弹雨，但这一时期波谲云诡形势变幻莫测，各类人等表演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对人的认识、了解，要胜过平时的几十年。

    1970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奉命从松江辰山农村转移到奉贤塘外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在军、工宣队带领下，进行“改造学习”。

我们在干校住了一年多。这期间，茹志鹃曾请过几天假回上海安排小女儿王安忆下乡插队的事。按上届的分配惯例，凡家中第一个孩子下农村插队的，第二个孩子的去向必然是工矿。安忆的姐姐早一年就到安徽插队了，还不满十六岁的安忆本该是响当当的“市工”，谁知事隔一年，政策一下子就变成“一片红”。

我回上海休假时，中午买了两斤市面上最便宜的水果糖去茹志鹃家送给安忆带下乡，只见茹志鹃独自坐在一只藤椅里，呆愣地望着门前的天井，一脸怅然若失的神情。我心里一抽，不禁为两年后自己的独生女儿将面临同样的命运而发怵。

“都准备好了?”半天，我终于蹦出一句多余的问话：“都弄好了。”茹志鹃平静地说。然后告诉我：安忆实在太小了，还不会安排生活。她特地连夜为安忆缝了一只小荷包挂在胸前，里面装了三十块钱，作为安忆在农村的花用和回家的路费。

回干校后，茹志鹃除了劳动学习外，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给安忆写信。我和茹志鹃睡上下铺。靠窗。我睡上铺。她常在吃过午饭后，坐在自己床铺前，燃上一支烟，望着袅袅萦绕的烟雾凝思，然后在窗下的一张小桌子上给女儿写信，而这时，我和寝室里的人都钻在被窝里，闭目休息。

读安忆的信，成了茹志鹃重要的生活内容。从信中，茹志鹃了解了安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想，茹志鹃就在回信里鼓励女儿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世界，去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别人看见……也许就在这些倾注了慈母心血挚爱的字里行间，强化了安忆的文学细胞，对安忆后来成长为文坛上异常活跃、不断创新、频频获奖的作家，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我和茹志鹃的主要工作还是“修补地球，描绘地球”，改变土壤质量，育秧种菜。她对我说过：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就是我们历史上的每一页，我们必须写好自己的每一页历史。所以我们干什么都很认真。她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批判“文艺黑线”，说是“给出路”政策。

我常从上铺伸出头去看她写的批判稿，她是在学习手册上撕下的零星小纸片上写草稿的，写的多是具体事情，没有火药味。有时，我从上铺吱溜一声滑下来，拿过她的稿子，在结尾，三笔两笔加上个高昂的尾巴。这些词句是我1964年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代贫下中农写批判稿时常常用到的，是我从当时的大报上抄下来的，差不多有一小本，用起来很方便。茹志鹃没有文抄公的习惯，她只会用自己的语言写稿。她的发言不像是批判稿，经过我的“加工”才有点批判味。

1971年9月，干校工宣队头头通知我，可以离开干校到教育战线去报到。经过几年的“劳动改造”，人是那么眷念家庭、孩子。茹志鹃比我还高兴，她在回上海休假时，特地和郭卓、苏红一起在她家办了一桌丰盛的晚宴欢送我。我们几乎忘记了生活中的苦难，也不谈什么将来，但心里好像有了希望，只不知那希望是什么。那晚我们很快活。晚餐后，我们四位穿得整整齐齐、胸前都别着毛泽东像章的“老大娘”专门到她家附近的人民照相馆拍了张合影：我和苏红站在后面，茹志鹃和郭卓坐在前面，很有点战友久别重逢的意味。

1977年，《上海文艺》(当年还心有余悸，不敢用《上海文学》的刊名，怕被说成文艺黑线复辟)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人少事多，她做得最多的是抓稿件，她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为了帮助这位日后写了不少好作品的著名作家摆脱种种困扰，振作精神，重新拿起笔，茹志鹃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做工作。我还记得，当这篇小说经作者修改寄来后，茹志鹃戴着老花镜，专心致志地伏案编稿的动人情景。

茹志鹃很重视和青年作者的联系，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送给茹志鹃看的。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有时她有些古板，有些不熟悉的人，误以为她很骄傲，这是有点冤枉的。

编辑部人员逐渐增多以后，茹志鹃才得以抽出时间写作，她的《剪接错了的故事》以新的手法写出了耐人深省的内容，反映出她对几十年生活的深沉反思。作品一发表，就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正当茹志鹃的创作激情更加高涨、创作风格越来越鲜明、文思泉涌、新作不断，她的《草原上的小路》在积极探讨人生价值、在艺术风格新的发展上引人关注，被茅盾称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的箫声”时，组织上决定把作家协会的担子交给她。

我的笔记本上这么记着：

1985年2月16日作协全体人员在大厅开会。于伶主持。王元化、杨振龙宣布上海作协常务副主席为茹志鹃，兼《上海文学》副主编……茹志鹃站起来表态说，自己将尽力而为，要想让大家满意，但都满意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茹志鹃。率真、爽朗、透明，绝无半句豪言壮语，也不开空头支票。

邓友梅在《阿姐志鹃》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她，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来，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茹志鹃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记得这年11月，曹家渡正有一个地段在造房子，她想筹一点资金投进去，可以解决一些同志的住房、写作问题。还有一次她谈起，希望年轻人的班子能尽快搭起来……现在回想，那时有些年轻人被推出来挑重担，也是她的苦心……

当官，并没有给茹志鹃带来私利，还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她不会敷衍人，干什么都直来直去，她满足不了一些人的私利要求，引起了很多矛盾，她自己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善。直到去世前，她仍是住在七十年代入住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只一间前楼，一间亭子间，厨房公用。寝室兼客厅及饭厅的前楼，推开窗就可和对面人家在窗口对话；小儿子没有安排固定的工作，当然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很不安定。茹志鹃离职以后，一切如旧，她的生活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有同志不理解，问她，你年纪不大，为什么辞去副主席职，还这么早办离休手续，毫不考虑名字“在册”将会每年增加工资，有福利、出国方便等因素。茹志鹃只是一笑作答。

这就是茹志鹃。

茹志鹃喜欢孩子。她有一个温暖幸福健全的家，家里的第三代更是给了她很大快乐。一次，茹志鹃从外面回家，满头大汗，当时还只有六岁的外孙襻襻踮起脚为外婆擦汗，亲热地说：“外婆，我真怕你死。”有什么比这更暖人心的呢?茹志鹃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外孙都回到这间虽不宽敞，但却充满生气、充满慈爱、亲情的屋子里团聚，每人都能从餐桌上找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唯独没有一只是专为茹志鹃自己准备的。她曾对我说过，她喜欢看孩子们吃，只要他们吃得高兴，比自己吃还要开心……

茹志鹃沐浴在亲情里，心情很好，她开始写自传体长篇，香烟也戒了，气色明显好了。可是她对自己的糖尿病、脉管炎、高血压、心脏病时起时伏毫不在意，这些也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1998年10月，她突然走了。在茹志鹃同志生平介绍中写道：她遵纪守法，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她为人正派，襟怀坦荡，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