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文章] [推荐朋友] [进入论坛] [进入博客]
首页>>文 化>>新中国60年文化发展之路>>戏曲字号:
中国戏曲艺术60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就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9-29  发表评论>>

二、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创作现代戏三者并举

“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是总结中国戏曲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建立后的现实经验提出来的。传统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指新中国建立前就较长期地流传在舞台上的剧目。中国戏曲的传统剧目是以表现古代生活为主的,其中有很多剧目又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所以人们也常常把这些传统戏叫历史戏。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写历史剧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后来历史学家又强调历史戏要符合历史真实,于是就把历史戏与传统戏区分开来。中国历史悠久,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中国戏曲有编演历史剧的传统,从明清传奇到地方戏,都有很多表现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剧创作受到重视,人们多强调它的“古为今用”的作用。现代戏则指表现现代生活的戏。在古代的作品中也有表现当时的现实生活的;在20世纪初,梅兰芳等艺术家已开始了编演“时装戏”的尝试。三四十年代,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更积极进行编演现代戏的探索。但是戏曲表现现代生活难度较大。新中国建立初期,首先是以整理改编传统戏为主,同时也提出鼓励容易表现现代生活的民间小戏编演现代戏。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戏曲界编演现代戏的热情越来越高,但文化部门的领导开始还是比较冷静的,提出传统戏、现代戏要“两条腿走路”。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现代戏创作上有新的突破,但认识却走向了极端,片面追求现代戏的数量,影响了戏曲艺术的健康发展。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时期,文化部的领导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思想,提出了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创作现代戏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这一政策是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的产物,因此它是符合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的实际的。

到“文革”前,全国的各个剧种,在这三个方面都积累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各剧种都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戏,除了前面已经讲过的,影响较大的还有:京剧《除三害》、《黑旋风李逵》、《乌龙院》、《九江口》、越剧《玉簪记》、川剧《柳荫记》、《谭记儿》、晋剧《打金枝》、评剧《秦香莲》、黄梅戏《女驸马》、豫剧《秦雪梅》、《穆桂英挂帅》、昆曲《十五贯》、《李慧娘》、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闽剧《炼印》、侗剧《珠郎娘美》、粤剧《搜书院》、陇剧《枫洛池》、高甲戏《连升三级》、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柳子戏《孙安动本》、河北梆子《宝莲灯》、甬剧《半把剪刀》、《双玉蝉》、湘剧《生死牌》、老调《潘杨讼》、梨园戏《陈三五娘》、蒲剧《薛刚反朝》、秦腔《赵氏孤儿》、《游龟山》、吉剧《包公赔情》、越调《诸葛亮吊孝》、维吾尔剧《艾里甫与赛乃姆》、藏剧《文成公主》等。这些剧目在传统戏的继承上,或删繁就简,去芜存菁,或脱胎换骨,进行新的创造,改编幅度大小不同,但都保留了传统的精华,又使它焕然一新。这些剧目为这些剧种赢得了新的观众,彰显了戏曲艺术各个剧种的生命力。

这一时期新编历史剧(包括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或新编的故事剧)的创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抗美援朝时期和三年困难时期,分别有许多信陵君“窃符救赵”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题材的历史剧演出,人们从中感受到历史对现实的照应和启示。而在艺术上更为成熟的则有:京剧《猎虎记》、《谢瑶环》、《正气歌》、《海瑞上疏》、豫剧《花木兰》、越剧《红楼梦》、粤剧《关汉卿》、扬剧《百岁挂帅》、黔剧《奢香夫人》、白剧《望夫云》等。这些作品吸收了历史研究的成果,具有新的历史观点,同时又保持和发扬了戏曲的诗的品格。在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上,改变了从前丑化少数民族的错误倾向,塑造了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和普通群众,如奢香夫人、阿凤、阿龙(《望夫云》)等形象都很生动感人。

现代戏创作取得突破性进展。50年代初,就有评剧《刘巧儿》、《小女婿》、沪剧《罗汉钱》、眉户《梁秋燕》、吕剧《李二嫂改嫁》等一批剧目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受到观众的喜爱。评剧《杨三姐告状》、越剧《祥林嫂》等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剧目又经过继续加工,有了新的提高。五六十年代豫剧《朝阳沟》、《刘胡兰》、锡剧《红色的种子》、沪剧《芦荡火种》、评剧《金沙江畔》、眉户《一颗红心》、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以及后来被江青钦定为“样板戏”的《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题材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在舞台上塑造了新的人物。为塑造新的人物,在表演和唱腔上都有新的创造;表演的发展又带动了整个舞台艺术的前进。

所以到“文革”前,戏曲舞台已形成了“三并举”的格局。三类剧目互相促进,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欣赏需要。“文革”期间,否定了“三并举”,并把大多数现代戏都打成毒草,只允许八个“样板戏”一花独放,给戏曲艺术事业带来深重灾难。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三并举”政策的正确性。

“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同时也重新肯定了“三并举”的剧目政策。实际上“三并举”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剧目政策方面的具体体现,只有做到三并举,才能实现百花齐放;而无论是整理改编传统戏,还是创作新的历史戏和现代戏,对古老的戏曲艺术,都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实践。

思想解放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许多在“文革”前人们感到棘手的剧目被剧作家们从新的视角进行改编。如京剧《大劈棺》曾被作为“坏戏”而绝迹于舞台,但它的奇特的故事引起了剧作家的新的思考,据此改编的作品就有川剧《田姐与庄周》、京剧《鼓盆歌》、汉剧《蝴蝶梦》等,剧作家通过这一故事和人物阐述出人生的哲理。《赵氏孤儿》的题材也有多种改编,其中豫剧《程婴救孤》较好地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原著的悲剧精神得到加强,使当代观众受到强烈感染和震动。另一些传统戏的喜剧内蕴得到张扬,如豫剧《唐知县审诰命》、《卷席筒》、潮剧《张春郎削发》等,取得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古典名著受到空前重视。昆曲《西厢记》、《琵琶记》、《荆钗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都经过多种形式的改编演出。其中如苏州昆剧团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原著都比较芜杂,新时期经过创造性的改编呈现在舞台,使我们对古代戏曲文化的丰富和深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历史剧创作在新时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无论从题材领域的扩大,思想意蕴的挖掘,还是艺术上的丰富与创新,新时期的作品比起“文革”前都有大步的跨越。80年代初,由于古代题材作品创作的角度、风格都出现了多样化的状况,在理论界也发生了热烈的争论。什么样的作品叫历史剧?某些作品算不算历史剧?张庚先生在对新的创作现象进行研究后提出,可以叫新编古代剧,不必在符不符合历史真实上纠缠。这样有利于历史题材的创作。

这一时期,除了许多老作家焕发青春,创作出新的作品外(如顾锡东新创作了《五女拜寿》、《汉宫怨》等),一批在“文革”后崭露头角的中年剧作家纷纷以历史剧为载体,表达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抒写历史的情怀。他们渐渐成为创作的主力。较早成名的郑怀兴、郭启宏、魏明伦曾被称为“三驾马车”,他们的作品莆仙戏《新亭泪》、京剧《司马迁》、昆曲《南唐遗事》、川剧《巴山秀才》、《易胆大》等,一时为人们所传诵。与此同时或稍后,周长赋的《秋风辞》(莆仙戏)、叶一青、吴傲君的《喜脉案》(湖南花鼓戏)、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京剧)、韦壮凡等的《泥马泪》(桂剧)、陈道贵的《天鹅宴》(闽剧)、盛和煜的《山鬼》(湘剧)、王仁杰的《节妇吟》(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梨园戏)、罗怀臻的《金龙与蜉蝣》(淮剧)、《班昭》(昆曲)、诸葛辂的《玉珠串》(高甲戏)、梅帅元等的《歌王》(壮剧)、陈健秋的《马陵道》(湘剧)、梁波的《大脚皇后》(晋剧)、刘桂成的《春秋霸主》(京剧)等都有较深厚的历史意蕴。一批女作家如孙悦遐的《画龙点睛》(山东梆子、京剧)、王秀侠的《一夜皇妃》(吉剧)、李莉的《凤氏彝兰》(京剧)、范莎侠的《葫芦庙》(潮剧)、《东吴郡主》(潮剧)等都显示出独到的创造精神。少数民族题材受到广泛关注,并有大的突破。除前面已讲到的外,还有王福义的《铁血女真》(满族新城戏)、姜朝皋、张秀元的《胡风汉月》(评剧)、常剑钧(仫佬族)的《瓦氏夫人》(壮剧)等。21世纪初,又有晋剧《傅山进京》、京剧《廉吏于成龙》、《北风紧》等新作出现,标明历史剧创作正保持着旺盛的态势。

由于“四人帮”曾攫取一些现代戏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所以打倒“四人帮”后,如何看待现代戏曾引起热烈争论。有的论者甚至认为现代戏是为创作者设的“陷阱”,现代戏留下的是“创造的废墟”。也有论者认为新的现代戏难于超过“样板戏”的“高峰”。广大戏剧工作者没有被这些理论所左右,他们根据观众的需要和戏曲艺术事业发展的需要,积极创作和演出现代戏,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新时期的现代戏创作对于过去也有空前的超越。

有八个剧团——中国评剧院、河南豫剧三团、山东省吕剧院、上海沪剧院、湖南省花鼓剧院、浙江越剧团、陕西戏曲研究院、山西省临猗眉户剧团——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文化部命名为演现代戏的“八面红旗”。新时期以来,这些剧团继续努力编演现代戏,并发起成立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这30多年,除了国家级和省级的大剧团外,许多县市的基层剧团在编演现代戏方面也作出了显著成绩。因为篇幅限制,我们这里只能列出部分影响较大的现代戏和演出的剧团。如川剧《四姑娘》(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湖南花鼓戏《八品官》(湖南岳阳市花鼓剧团、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花鼓戏《六斤县长》(陕西省商洛花鼓剧团)、汉剧《弹吉他的姑娘》(湖北省汉剧院)、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河南省许昌市豫剧团)、扬剧《皮九辣子》(江苏省扬剧团)、评剧《风流寡妇》(沈阳评剧院)、京剧《膏药章》(湖北省京剧院)、楚剧《虎将军》(湖北省广水市楚剧团)、淮剧《奇婚记》(江苏省淮剧团)、采茶戏《山歌情》(江西省赣南采茶戏剧团)、评剧《三醉酒》(吉林省双阳县评剧团)、《黑头和四大名旦》(中国评剧院)、采茶戏《榨油坊风情》(江西省萍乡采茶戏剧团)、花灯戏《金银花竹篱笆》(云南省玉溪市花灯戏剧团)、彩调戏《哪嗬咿嗬嗨》(广西省彩调剧团)、川剧《山杠爷》(四川省成都市川剧团)、吕剧《苦菜花》(山东省吕剧团)、眉户《迟开的玫瑰》(陕西戏曲研究院)、川剧《变脸》(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黄梅戏《徽州女人》(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团)、豫剧《红果红了》(河南省豫剧三团)、《铡刀下的红梅》(河南小皇后豫剧团)、蒲剧《土炕上的女人》(山西省临汾蒲剧院)、粤剧《驼哥的旗》(广东省深圳市粤剧团)、京剧《华子良》(天津市京剧院)、湖北荆门花鼓戏《十二月等郎》(荆门市艺术剧院)、楚剧《大别山人》(湖北省艺术剧院)、吕剧《补天》(山东省吕剧院)等。这些作品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质量上都有独到之处。

这些戏的作者大多长期深入群众的生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懂得群众的感情和审美需要,这些剧院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编演现代戏的丰富经验,从剧本到舞台演出都积极进行创造,因此创作演出的作品深受群众的喜爱。这些作品的出现说明现代戏能搞不能搞已不是问题,而是如何搞得更好的问题。

在新时期的现代戏中,有一类剧目值得特别提出,它们是根据“五四”以来的文学名著改编的。如京剧《骆驼祥子》、川剧《金子》、《死水微澜》、甬剧《典妻》、评剧《我那呼兰河》等,由于它们接受了新文学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积累,所以给戏曲艺术增加了新的营养。

根据外国文学或戏剧改编的戏曲作品是另一道亮丽的风景。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黄梅戏《无事生非》、京剧《奥塞罗》、《李尔王》、云南花灯剧《卓梅与阿罗》,根据希腊悲剧改编的河北梆子《忒拜城》、《美狄亚》,根据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川剧《欲海狂潮》等,用中国传统戏剧的手段表现外国的生活和人物,有的尽力“中国化”,有的着意体现一些外国的特点,这对中国戏曲的表现题材和艺术形式都是一种拓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融。

中国戏曲的历史是一部各剧种、各种题材、风格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的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才能促进戏曲艺术的繁荣。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苏向东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我要纠错] [推荐] [收藏] [打印] [ ] [关闭]
网友留言 进入论坛>>
用户名 密码
留言须知 版权与免责声明
关于我们  |  法律顾问: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  刊登广告  |   联系方式  |   本站地图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china.org.cn 电话: 86-10-88828000 京ICP证 040089号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