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1866年，以专业的话剧剧场亲历中国话剧职业化进程

兰心大戏院是幢古老的三层英式建筑，相比之下，上海茂名南路的路口显得太过繁忙。

当记者穿过戏院豪华的大厅，走进这个曾经的上海话剧重地，却意外地遇到一群练习杂技的孩子。“现在我们话剧已经排得很少了。”一位戏院职员叹了口气说。为了生存，戏院不得不用大量儿童剧、杂技等其他类型的演出填充日程表。

很难将这一幕与当年上海话剧演出的盛况联系起来：上世纪40年代，兰心曾和卡尔登、美淇等剧院的名字一起频繁出现在《申报》的预告中。而在它独特的金色幕布背后，是一个人人都看话剧的时代。

鼎盛时期 兰心大戏院是最早的专业话剧剧场。

发展困境 如今的兰心大戏院已经很少演话剧了。

兰心原本就是为话剧而造

与放映电影为主的美淇不同，兰心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舞台、音响、灯光设备，还有扇面状的座位区。

“留下的老戏院中，兰心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滩话剧的“四小导演”胡导说。

这个由英国业余剧团ADC创建的戏院得名于英国著名的“兰心戏院”。其前身建于1866年，就在现在的南京路附近，但因为是木质结构，在一场火灾中被烧毁了。

后来在法租界造起来的兰心大戏院，在当时算得上是规格最高的剧院了。“那时上海的高房子不多，这个剧场是三层楼，建筑算是最考究的了。”

40年代就入戏院工作的老职工张福根介绍，与其他戏院注重电影放映功能不同，兰心建立之初就是为了话剧而造。它“屋顶是圆的穹顶，墙面略微有点毛，演员在里面演戏一点都不累。”此外，音响、舞台吊杆、灯光台等设备也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扩音器。

“话剧在中国站得住脚跟，跟专业的话剧剧场有很大关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丁罗男说。电影院演话剧有明显缺点，“比如美淇大剧院原来就是个电影院，长条的形状，最后几排看话剧很累，而兰心的座位区是扇面状的，就是专门用来看话剧的。”

“兰心金黄色的绸子大幕非常漂亮。很多道具更是信手可得。”1942年，胡导和另一位著名导演洪谟合作话剧《晚宴》，就从道具间里拿到了古典的家具和舞台上的蓝色丝绒幕布，效果相当好。两位老人还对兰心大戏院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念念不忘。就是这个图书室，让朱端钧、黄佐临、李建吾、洪谟等人得以把西方的戏剧改译成中国话剧剧本。

卡尔登老板自降提成求演《茶花女》

30年代中期，“中国旅行剧团”拉开了中国话剧职业化进程。

30年代中期，在继上十年的“文明戏”热潮之后，上海滩开始出现了职业话剧。1933年，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唐槐秋吸纳许多电影演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旅行剧团，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

“因为当时卡尔登地段最好，唐槐秋就看中了这个电影院，可是当时卡尔登的老板对话剧的兴趣不大，就要刁难唐槐秋。”按照常规，一场演出，剧团拿七分分成，剧院拿三分，但卡尔登的老板却摆出了“倒七三分”的苛刻要求。为了占领上海码头，唐槐秋接受了。

随后，中旅拿出了两个最拿手的剧目《雷雨》和《茶花女》。戏出来后，上海滩轰动了，短短的20天演出后，观众“欲罢不能”，最后老板主动邀请唐槐秋继续演下去，条件自然改成了正常的“七三分”，他甚至以改建卡尔登电影院，“踢掉”部分美国电影作为条件。

此后，各种剧团陆续进入上海滩。兰心和整个上海话剧界也一起红火起来。当时上海几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话剧人才，一批专业的话剧迷也形成了。“许多年轻人觉得看话剧显得很‘洋气’”。丁罗男说，原来还是放电影为主的剧场，到后来已经一年到头都在演话剧了。

“1935、1936年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阶段。”丁教授说，当时的美国戏剧家在上海的报纸上谈观感，曾提到这些戏不亚于他在世界各地看过的任何一出优秀的戏剧。“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上海的话剧职业化可能还会推向全国。”丁教授说。

《文天祥》打响剧院里的“抗战”

一句“天地虽大，竟没有我文天祥容身之处了”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抗战爆发后，话剧职业化被破坏，三分之二的话剧人逃往西部，在重庆和延安形成了另外两个话剧重地。尽管政事险恶，留守上海的话剧人还是发动了孤岛戏剧运动，不少地下党在租界演出了抗日救亡题材的戏剧，其中最轰动的就是在兰心大戏院上演的《文天祥》。

“因为是历史剧，并没有公开喊打倒日本人的口号，因此日本人虽然抗议，但也没法干涉。”丁教授说。回忆起当时石挥、张伐主演的《文天详》，刘福根也很激动，他说，因为该戏影射日军占领，激发了民族精神，观剧时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面，而石挥在剧中仰天长啸的一句———“天地虽大，竟没有我文天祥容身之处了”，也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当时文天祥的另一位饰演者白沉还因为被误作地下党演员白文，被日军逮捕。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文天祥》还是连续上演，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洪谟也亲眼目睹过兰心大戏院的乱子，有一次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把观众席上一个汉奸给打死了，观众四散逃跑。“不过这种事情当时上海到处都是，也见怪不怪了，而且打死汉奸人们也高兴，媒体也没有报道。剧院整理了一下，几天后又照常演出了。”

“好莱坞”被禁，观众转向话剧

上海彻底沦陷，欧美的电影胶片被禁止通行，“老百姓很苦闷，需要宣泄。”

日本与英美宣战之后，主要产自欧美的电影胶片被禁止通行，国产电影也几乎停滞，此外，出版社和印刷厂也搬到了大后方，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上海大众，一下子文化生活降到了零点。“老百姓很苦闷，需要宣泄，电影又看不到，所以兰心、卡尔登又红火起来了。”

丁教授说，因为汉奸和日本人的监视，宣传革命的戏没法在上海演出，因此只能演《雷雨》，或者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外国名戏。留守上海的戏剧人如李健吾、于伶等就采用“改译”的办法，写了很多“不是红色，但是灰色”的戏，和日本人打擦边球。

当时黄佐临操办的同性质的“苦干剧团”，铁杆戏迷达到两万多，“‘苦干’一共有20多出戏。在上海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有十几个话剧团在演出。”

上海沦陷后的《申报》充满了战争、沦陷等险峻的时事新闻，另一方面，话剧广告版也空前密集：1941年由李健吾改编、洪谟执导的《家》“突破一百场，观众已逾八万”；1942年费穆第一次让乐队进入话剧演出的《杨贵妃》“连满100余场，观众数十万人”，同年，曹禺的《北京人》上演，“极度拥挤、空前狂热”；1944年《文天祥》再次上演，日夜两场持续近一年，“无场不满”。

一大批后来转到电影界的演员导演都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如被评为“话剧皇帝”的石挥、演员黄宗江、黄宗英、张伐、韩非、导演费穆等等。出现了费穆、黄佐临、吴仞之、朱端钧四大导演，还有吴天、胡导、洪谟、吴琛等更年轻的四小导演。

政治高压导致闹剧风行

“走商业化的路子难免出现庸俗化的东西，但关键的是，话剧在上海坚持下来了……”

想起那些“干戏”的日子，胡导称之“很充实”。

太平洋战争之前，胡导和洪谟都在上海著名的剧艺社，演出大本营是辣菲花园，但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人撤走，原来只给外国人演芭蕾舞和交响乐的兰心大戏院就成了他们的新阵地。

当时还年轻没什么名气的胡导，将好莱坞电影中的流线型喜剧搬上话剧舞台，喜剧《甜姐儿》让他的喜剧生涯“一发不可收”。想起这段经历，胡导笑说自己“那时修养很差，只想让观众笑。”

喜剧发达自然是受政治高压的时局影响。在日本军控制下，一些喜剧向闹剧和庸俗的家庭剧转化，对于这点，丁教授认为，“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走商业化的路子难免出现庸俗化的东西，但关键的是，话剧在上海坚持下来了，为后来培养了不少话剧和电影的人才。”

人人都看话剧的时代也是剧院的黄金时代。豪华的卡尔登大戏院和其他几十家古老剧院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幸存的兰心依旧还是很漂亮，可更多还是带着小孩来看儿童剧和杂技，以及在豪华大厅拍照留念的游客。那张金黄色的大幕，何时才会为话剧再次拉开呢？

讲述者：丁罗男、胡导、洪谟、张福根、杨宝兴、谢铀章（本文亦得到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李涛、兰心大戏院副总经理苏俊的帮助）

史记

兰心大戏院

英文名Lycenm Theatre，仿效英国著名的兰心戏院而建。

1866年由英国ADC剧团始建，后毁于火灾。

1931年重建于现址茂名南路。解放前为英侨上海业余剧社兰心大戏院保管会。

1952年更名为“上海艺术剧场”。

1991年恢复原名。梅兰芳、周信芳、俞振飞、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赵丹、乔奇、丹尼、上官云珠、祝希娟等老艺术家都曾在兰心表演。

2003年由上海文广集团下属上海大剧院总公司接手管理。

部分上演剧目

1938年《女子公寓》

1939年《结婚忍受》

1941年《大雷雨》《教授音乐会》《愁城记》

1942年《殉情》《水仙花》《十字街头》《晚宴》

1944年《日出》《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党人魂》

1945年《秋海棠》《赤子之心》

1946年《大地回春》《灯下悲歌》

1948年《法门寺》《正在想》《大团圆》《大凉山恩仇记》《金玉满堂》

1949年《孔雀胆》

采写 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