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隆重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办55周年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的日子里，笔者深情地怀念一位从延河边上走来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党在文艺战线的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他，就是深受北京人艺的老一代艺术家和演职人员爱戴，被称为不登舞台的"人艺"人的赵起扬同志。

　　1.

　　金山匆匆来到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赵起扬1918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18岁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前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

　　1952年，赵起扬年仅34岁，肩负着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同志给予的重托，来到北京人艺担任党委书记、副院长。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市成立一个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样板的话剧专业剧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组成了以曹禺为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和赵起扬为副院长的领导班子。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既有功成名就的大艺术家、大教授，又有资历很深的大导演、大演员；既有党领导的"演剧队"骨干，也有国统区的当红剧人；既有从国外回来的明星大腕，又有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面对着这些特殊的艺术人群，作为党委书记该怎么当呢？赵起扬心里没有底。刘仁同志把他叫到办公室，格外地嘱咐说:"你首先要团结好剧院里的党内外专家，特别是曹禺和焦菊隐两位，要尊重、支持和帮助他们。据介绍，焦菊隐不大好合作，你一定要和他好好共事。"

　　这时，赵起扬深感自己的肩上担子很重，然而，他还是本着一贯就有的作风，即忠厚正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刚柔相济，昂首挺胸地走马上任了。

　　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下，当时的文艺界更是多事之秋。

　　1960年的隆冬，剧院为了排演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剧目，开展了一次"提高艺术质量大辩论"。老实说，这次活动的初衷仅仅是学术上的争鸣，可以自由发表各种不同的戏剧观点，以便推动艺术创作的进一步繁荣，然而，由于当时已经搞过不少的政治运动，人们意识里开始习惯于此，因而便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把"大辩论"也演变成一个小的政治运动。当时，大的环境背景是党内"反对彭德怀右倾分子"的斗争刚刚过去；文艺界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巴人、孙谦、白刃等人的作品都成为批判的"毒草"目标。因此，剧院的"大辩论"同样很快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把一些导演、演员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纲上线为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是政治态度问题。在这样一个空气紧张，人人自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赵起扬挺身而出召开紧急党委会，决定对刚刚搞了十天的"大辩论"来个"急刹车"，宣布群众辩论立即全部停止。而且，他还明确提出:事实证明"大辩论"已经搞偏了、搞错了、搞过了，应该在今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要在全院人员大会上公开向一些被挫伤艺术创造积极性，并伤害了感情的导演、演员们赔礼道歉。应当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有着很大风险的。为此，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说:"在我们文艺单位里，好书记还是有的嘛！北京人艺的赵起扬同志就是一个。"刚刚散会，老艺术家金山就匆匆来到赵起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敬佩之意。

　　2.支持焦菊隐探索，他搬把椅子坐在了排练场

　　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剧院每天晚上的演出，每人发夜宵费两毛钱。当时，有人提出来一个"革命倡议"－－在外边巡回演出时，全部取消夜宵费。而且，这被说成是演员队全体人员一致的意见，还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该怎么处理呢？

　　在党委会上，赵起扬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做法不妥当，它涉及到群众利益必须慎重对待。"演员队支部书记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嘛！"赵起扬问道:"群众？！那还要领导干什么呢？"这样一句话把与会者都给镇住了。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解释说:"在当前大家头脑都有点发热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这种倡议并不奇怪。提出的人也可能是出于真心，可大家是不是就真心愿意呢？恐怕有人心里并不愿意，也不敢说个'不'字，生怕落个'思想落后'甚至'右倾'的罪名。所以，心里不愿意，嘴上还得说'拥护'。大家出去巡回演出，本来很辛苦，很劳累。晚上演出超过11点钟才给两毛钱的夜宵费，如果连这点补助也给取消了，人们怎么顶得住呢？"于是，他说服了党委委员，否定了这样的"革命化"办法。事后，有人反映说:"这件事虽小，但表现了党委书记的真功夫！"

　　应该说，赵起扬对待总导演焦菊隐一贯尊重、信任、帮助和支持，也得到了对方的真诚相交。1956年初，在戏剧艺术上一贯主张并坚持探索和创新的焦菊隐，想挑选一出古装戏来进行话剧吸收、运用民族戏曲表现方法的重要试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焦菊隐首先来找赵起扬商量，听取意见。赵起扬知道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是话剧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开端，向焦菊隐明确表示－－"只要认准了这个方向，你就放手去干！演员由你选，要谁给谁；钱可以多花一些；排练时间上不受限制，就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失败了再重来！"

　　接着，焦菊隐很快就选中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虎符》排练正式进行了，这是一次事关北京人艺艺术道路和前途的试验。当时，不但剧院的人很是关注，戏剧圈子里的人也都瞪大眼睛看着。一时之间，"北京人艺排练话剧加上京剧的锣鼓点儿了！"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个戏剧团体。焦菊隐在《虎符》的导演处理上，首先突破了话剧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打开了舞台时空的限制，第一次采用黑丝幕为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台上只有几件简洁而又有代表性的道具，其目的是突出演员的表演、突出人物。焦菊隐还将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和水袖等等，全部运用到排练中来。一句话，构思是大胆的，创新是艰难的，探索是不成熟的。正是由于这是不同凡响的、别具一格的试验，演员们很不适应，很反感，很对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赵起扬肩上的压力并不比焦菊隐肩上要轻，一方面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排练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为排练中出现的思想干扰进行排除，保驾护航。事后，赵起扬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演员们每天都不断找我来'诉苦'、'发牢骚'，说这样的试验搞得他们都不会演戏了，甚至连主要演员也要求退出戏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知难而退，停止试验；要么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这就要求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这毕竟是初次试验，但是我可不能流露出一点动摇情绪，只要我有一点犹豫，那可就全乱套了。同时，我还不能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具体地对导演说，怕他失去信心，排不下去。虽然，导演在排练中也看出了演员的某些对立情绪，排练已经难以进行下去了。我当时想，要是失败了，我兜着，我做检查。不过，我对焦菊隐还是很有信心的，相信他能成功。"于是，赵起扬搬了一把椅子硬是坐到排练场上，随着戏的进展做好各种说服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赵起扬苦口婆心，细致深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终于使演员们从不适应、抵触、对立，转变为和导演一起，为话剧艺术的创新发展而同心协力地探索着，前进着。

　　《虎符》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终于问世了，公演以后震动了整个话剧界。尽管，观众和同行们指出戏还存在着某些生硬不足之处，但是一致认为演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是焦菊隐把我国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和精神，有意识地运用到话剧艺术里的大胆尝试，也是焦菊隐在探索话剧中国化、民族化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奠基之作。

　　当时，焦菊隐充满激情地说:"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加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3.让导演、演员有戏演，是对他们的最好保护

　　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泛滥情况下，什么古怪事情都会发生，今天的青年人一定不理解，甚至怀疑是否存在。然而，这却是历史的事实。

　　1959年，《戏剧报》邀请赵起扬写一篇文章，全面总结介绍北京人艺的成就。写文章的时候，最让他感到困难的是举不举演员扮演反面人物形象方面的例子。因为当时有一种“空气”，那就是歧视反面人物形象。演员扮演反面人物形象是不受重视的，你扮演得再好，报纸和电台等媒体也不予宣传，而只能宣传正面人物形象，特别是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有的剧团，在演出时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不能参加谢幕，首长上台接见也不能上前握手、照相。北京人艺上演《日出》以后不久，竟然有人向剧院反映——有的观众不正常地在街上，追着扮演胡四的演员董行佶观看，这是很成问题的。赵起扬听到以后，反问:“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董行佶演得好。我看把它当成问题的现象，倒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们要用事实好好顶一顶这种‘空气’，不管是正面人物形象，还是反面人物形象，只要扮演得精彩都要例举上去。反面人物形象怎么了？这也是导演和演员，特别是演员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难道扮演反面人物形象的演员也成‘反面’了，那以后谁还肯扮演反面人物形象啊？对这种不懂艺术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能迁就，迁就了就是打击演员的创作积极性。据说，董行佶已经有了思想负担，应当帮他解脱掉。”于是，在文章当中，他坚决例举了一些演员成功地扮演的反面人物形象，如《日出》里的胡四、《智取威虎山》里的黄排长、《茶馆》里的庞太监、《三块钱国币》里的警察、《悭吝人》里的阿巴公，等等。

　　提到赵起扬团结、依靠、支持、帮助和保护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不搞是不可以的，不出偏差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赵起扬作为党委书记会尽量缩小打击面，有了偏差就坚决纠正。

　　在“肃反”运动中，有的演员历史上存在某些问题，但又够不上给予什么处分，上级曾经提出应当给予撤职，不许再演戏。赵起扬却认为演员只是一种职业，不是官职，因此也无职可撤。他说:“演员的专长就是演戏，不许演戏并不利于个人改造。应当根据问题的性质，现实的表现，让他们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一个工作中有贡献的老演员，满含热泪地对赵起扬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要在别处，不定哪次政治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有什么发展，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到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1957年的夏季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正当《虎符》演出轰动北京舞台的时候，平地一声雷，突然来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在整风鸣放期间，焦菊隐应党组织的诚恳邀请，在剧院内外座谈会上提出了的一些尖锐的意见，一夜之间如同变魔术一样，都被快速提升为“向党猖狂进攻的罪状”。由于当时通行的做法，运用断章取义、形式类比和逻辑上纲的手段，把焦菊隐的意见一一推进了“右派言论”的范围，并在首都戏剧界的批判大会上，与会者已经把他的问题全部上纲上线，发言的调门儿提得很高很高，看来是很难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了。

　　就在此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把赵起扬和欧阳山尊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了解焦菊隐的情况。赵起扬明确地发表了以下的看法:“焦菊隐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他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这些年来在剧院工作中作用也是很大的，应该继续留在剧院里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对焦菊隐应该保护过关。不过还要进行一下小规模的批评、帮助才好。”

　　在决定焦菊隐个人以及亲属命运和北京人艺艺术前途的关键时刻，由于赵起扬的全力解释与开脱，这位戏剧大师终于得到了从宽处理。同时，剧院党组请曹禺、舒绣文、叶子、刁光覃等老艺术家参加，在小范围之内对焦菊隐进行了和风细雨的批评、帮助，他本人也作了诚恳的检讨。这样的处理深得人心，大家反映，此举对人艺的工作和焦菊隐个人都有好处。

　　紧接下来，赵起扬一如既往地为焦菊隐继续发挥智慧才能创造条件。在剧院召开座谈会宣布对焦菊隐处理决定的当天，他就应邀参加了党组扩大会研究剧院的工作安排。又仅仅过了几天，焦菊隐就已经轻装上阵地开始导演老舍的新作《茶馆》了。为了支持焦菊隐的工作，剧院还特地请夏淳与他一起导演。由此，一部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代表之作、巅峰之作诞生了，一部享誉世界的中国舞台艺术珍品诞生了。显然，如果没有赵起扬全力以赴对焦菊隐拉一把的行动，以后他所有的成功艺术实践都将化为泡影。而且，如今人们再也不必谈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和话剧艺术民族化的理论，以及其经典作品《茶馆》了。

　　为什么要冒着“包庇右派”的政治风险，来保护焦菊隐呢？事后，赵起扬想了一下，淡淡地回答:“在接触中，我发现焦菊隐真有才华。他博通中外古今，在艺术上也真有想法。过去就对党的戏剧事业有过贡献。北京人艺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至于艺术家，有些怪脾气，爱发牢骚，生活上不大注意，这也是难免的。焦菊隐总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爱国的，对他的历史问题，也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来看待。”

　　老院长曹禺曾经这样描述赵起扬:“我常看见他耐下性子，听着无尽无休的诉说和对他的直接指责。我忘不了他凝神静听的神色，有条不紊的解答。他有时也激动起来，面红耳赤，但从不在这时感情用事作出决定。当他集思广益、明辨是非之后，他是敢于作出重大决定的。他不怕任何流言蜚语，不怕人误解，他是一个‘顶得住’的人。”

　　是的，赵起扬就是这样一个刚中有柔，体贴人心的党的工作者。

　　赵起扬对待老演员戴涯的种种做法，大概最能够说明问题了。戴涯有一般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经过审查，结论是“免于处理”。于是，赵起扬很快就决定安排他在《虎符》里扮演魏王的重要角色。对于一个刚刚被审查过历史的人，从新被启用，这自然是很大的欣慰和荣誉，因此他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排练中来，而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然而，有谁能够想得到，这竟然是戴涯艺术生涯里最后的“绝唱”。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戴涯又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由于年老体衰多病，作为“照顾对象”没有让他离开人艺，但是只能“闭门思过”，无法与同事们接触和往来。戴涯闲来无事不甘寂寞，在家中写出了一个剧本，把它交给了赵起扬，并在附信中写道:“我不求上演，只希望你能知道我不能忘情于戏剧，不能忘情于剧院的这颗心。”毫无疑问，这是他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当时，对待戴帽子右派的所有要求一律不予考虑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赵起扬竟然在百忙中抽空读了剧本，还亲自跑到戴涯的家里谈意见。后来几经修改以后，戴涯试探着问赵起扬:“你看有上演的可能吗？”赵起扬停了一下回答:“你让我考虑以后再答复吧。”几天以后，赵起扬又认真地作出了回答:“这个剧本要上演必须经过党委、艺委的讨论通过，我个人无权决定。万一同意上演的话，我想有一个条件，就是作者的署名不能写你，你也得为剧院着想啊！”戴涯听了以后，激动不已地说:“没有关系，如果能够上演，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以后，虽然这个剧本没有能够列入剧院的上演计划，但是赵起扬的以诚相见，平等待人之态度，使戴涯感动以极，感激不尽。1966年，“文革”的前夕，赵起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考虑再三，决定安排戴涯到暂时还不开展运动的农村去。赵起扬诚恳地对戴涯说:“有些事我也无法对你说清楚，你不要留在北京了，回到老家乡下去对你可能更好一些。”于是，戴涯便顺从地回到了江苏省镇江老家去了。1973年，戴涯64岁就病故了，辞世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人艺的赵书记，好人啊！……”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剧院在八宝山召开了戴涯的追悼会，赵起扬已经患了重病，但还是跑去参加了追悼会，对这位老艺术家表示自己的无尽哀思。

　　这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梁秉堃 ）

    图二:《虎符》

　　图三:《茶馆》

　　图四:《日出》

　　图六:人艺四老(左起):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