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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创新:与美国合作出版的往事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9-02  发表评论>>

(本文原发表于2004年第2期《对外大传播》,现选入本书,略有删改。)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门敞开,西方的文化经济浪潮奔涌而来,中国也渴望与世界沟通。但由于距离很遥远,能踏上东方大陆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发展中的中国非常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世界各国朋友的了解与支持。因而,对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出版任务的中国外宣领域的工作者来说,走出去,让外文书刊出版向对象国“靠岸”,进而落地生根,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谈到走出去,使我想起外文局在早些时候,走出国门与美国进行合作出版的往事。

遭遇了第一个严冬

中国外文局是个庞大的出版集团,除了主办中国网和21种期刊外,还拥有7家出版社,每年以近20个语种出版1000多种不同题材的图书及其他出版物。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有1万多种、2亿多册图书对国外发行出版了。

然而,在1989年,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突变,我国对外图书出版和发行进入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严冬:美国的中国书刊总代理——中国书刊社关闭了其在纽约第五大道的门市。说起这个书刊社,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中国在美国发行书刊起步非常艰难的时期,这家小公司的总经理常常是亲自抱着我们外文局的《人民画报》、《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等杂志,穿过大街小巷去推销。那种友好是真诚而感人的。到了80年代,这家公司发展成为美国学术界最知名的专门发行中国画册及其他书刊的公司。

美国中国书刊社受大气候的影响和读者的抵制发行量迅速下降,使我们在书刊发行上几乎陷入绝境。而此时德国专门发行我国图书的“社发公司”也断绝了同我国的书刊贸易关系,其他西方国家销售的中国书刊数量也锐减,外文局正在进行的对外合作出版项目纷纷搁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读者当中,抵制情绪取代了理智;西方某些敌对势力推翻我们政府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普通老百姓因误解而停止了我们书刊的订阅。

中国对外出版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们心头。冷静一下分析形势, 别人越是封锁我们,也就越是说明了书刊对外发行的重要,越是有必要加大图书出版的进度,让对我们有误解的民众知道真相,从而使其从西方媒体影响下解脱出来。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外文局的同志们开始寻找图书出版的新途径,试图走出一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路子来。

我们抓住一次与美国出版商派克会晤的机会,共同策划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出版模式,即组织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写作,利用美国的主流渠道出版和发行关于中国话题的图书。

詹姆斯•派克先生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出版业巨头兰登公司原高级编辑、对华合作部主任,早年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后投身反对美国越战的群众运动,进而向《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拜师,参与美国知识界推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活动。后来,他与一些出版界的名人成立了美中图书设计社。在长期的交往中,派克了解外文局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他考虑到各种因素,建议把项目做大,只有做大才能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他还热心地为我们在美国出版界架设了桥梁。事实证明,他对美国出版业的了解以及对我国的友好态度,成为后来合作成功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创建全新的合作出版模式

重整对外出版必须要有创新。

要让正面介绍中国的系列图书在美国出版业占领一块阵地,首先需要确定一家合适的合作出版对象。什么样的出版社才是合适的呢?像兰登公司这样的大型出版社,固然能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出版市场上呼风唤雨,但是这类的大型商业化公司受股东左右,其高层领导人稳定性差,过去就有过由于领导人的更迭,合作项目半途而废的教训。而我们要进行的大型图书合作需要时日,只好放弃与这些财大气粗但政策连续性差的公司的合作。

最终我们选定了耶鲁大学出版社。

耶鲁大学创建于1701年,由于这里出了包括大小布什、克林顿在内的多位总统,被人称做美国总统的摇篮。这里也是清朝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留学之地。到这里的来访者,尤其是出版界人士均要参观大学的两座别具特色的图书馆。一座是以薄大理石面做窗户的善本图书馆,一座是以哥特式大教堂为外观的学生图书馆。校园里一年四季都很安静,冬天是雪,秋天是满山遍野的红叶。当然,选择耶鲁大学合作不仅是因为校园美丽。

耶鲁大学出版社系美国5个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之一,在人文类专业图书出版上成就显赫,在国际图书市场上也享有很大的影响力。其领导人被公认为具有出版家的战略眼光,对中国态度友好,这在当时西方制裁中国、美国中断与中国在文化等领域的交流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同时也考虑到大学出版社强调学术连续性,领导层相对稳定,一旦签订合作协议,可以持续开展下去。

经过几轮谈判,1990年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决定,共同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含三个分系列:中国文化图册、中国哲学名著和中国古典文学,用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双方共同集资,分别选派本国(对美国来说还可能是第三国)在每一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内最知名的学者,共同策划选题、分别撰写、互相审读、双方出版单位共同负责定稿,使图书既有最高的研究价值,又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说起签约过程,不禁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

美国朋友派克是个对工作非常负责的人,许多策划都是在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脑前我们一起推敲出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我就请他用一块儿羊角面包、一杯咖啡或一盒6元钱的快餐果腹。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就完全不同了,社长莱登先生有个特别的嗜好,每天下午5点钟,必须准时喝杯酒。他家人告诉我,美国人下午5时喝酒不外乎两种作用,一种是镇定情绪,另一种是活跃血管,至于社长喝的是哪一种,一直没有机会问他。签约那天,我们一批人员负责修改文案,另有人陪他去了长城。从长城回来已是下午了,刚读了会儿文件,他喝酒的时间就到了,不喝,他就谈不下去了。我们只好先派人送他回宾馆,喝完酒,回来再接着读后半段。尽管签约为此延迟了半个多小时,但仍取得皆大欢喜的效果。

刚刚进入90年代,《中国文化与文明》包括哲学、绘画、建筑等内容的系列丛书项目正式启动了。让遭受挫折的中国对外出版出现了新的机会。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名作需要名人出力

中美双方出版单位从开始策划这套丛书时,就一致强调,要打算给世界读者编辑出版一套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图书,组成世界知名的作者队伍,以保证每一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要由著名的权威人士执笔。然而,越是有深度地介绍中国文化的图书,越难以有外国作者和编者的参与。

在此之前,国内出版部门的对外合作大多是先引进外国图书,然后再在国内出中文版。如果是对外出版,主要是将编辑好的并且翻译成外文的书稿转让给国外的出版社。即使有少量由双方共同编辑的图书,也仅限于请外国摄影师来华拍摄照片制成画册出版。这样全部由中国人写成的稿件固然有文化深度和权威性,但因为文化差异,缺少对外国人需求的考虑,写出来的书稿内容往往过于专业化和学术化,又缺少过渡,外国读者难以理解。

合作出版要跨越几个障碍

首先是在观念上,东西方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许多不同。中国人讲历史从元谋人、山顶洞人讲起,外国人就不明白了,他们哲学思想体系是“上帝创造人说”。还有,中国学者在为自己的书写的序中,往往要在最后谦虚地加一句诸如“由于水平有限,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这类的话。美国同行则要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自己知道书中有谬误,为什么不修改完毕再出书?如果连作者都对自己的作品缺乏自信心,怎么能指望读者在茫茫书海中偏偏要购买你这本书?他们可不懂中国文化人的谦恭和含蓄。

其次是时间的协调上。这些国际名人都是大忙人,而一本书往往要由好几位作者共同完成。单是把他们从世界各地请到一起开会磋商协作方案,讨论写作内容,互相审读文稿,就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仅仅协调国内作者的时间已经困难很大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跨过大洋,跟美方一起协调与美国、欧洲等地作者见面的时间。很多学者的活动计划两三年前就已经确定。为了一本书,至少要召开两次所有作者都参加的研讨会。组织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我们有时调侃说,我们不仅是在办出版社,还在办旅行社,比如,经常是美方3位作者从不同的城市赶来北京,来的时间不一样,要见的人员不相同,这都需要出版社自己安排来访作者的行程,协调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再次是在作者个性的把握和协调上。美国人看起来潇洒,但是学者之间也难免会有门户之见。出版社认为最合适的几个作者,很可能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些原因不能坐到一起,而对一位作者的选择又经常意外地牵扯到另外的人和另外的事。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往往是资料的堆砌,缺少社会背景,外国人读起来觉得就事论事,枯燥干瘪,缺乏可读性。还有的美方作者表示很幸运能参与这个项目,但是坚持自己的名字绝不与美方顾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出现在同一本书上;有的中方作者则直言不讳地说,不能跟国外某某同写一本书,因为在学术地位和学术观点上差距太大,根本不属于同一个水平。合作方的一些专家还认为,翻译介绍机器齿轮书籍的人必须是个机械师,他们认为连齿轮转动原理都不懂的人,如何能把道理讲清呢?因此,他们要求翻译中国文化某一类书的人必须首先是这个领域的学术专家。他们甚至认为,要翻译佛学的书,就应该遁入空门。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无道理,可我们中国没有严格的分门别类的翻译人才,各个学术领域里真正的专家中难寻善于中译英的人士。有的外国学者不认同我们中国的国情,在合作中,他们会发表谁具有翻译资格、谁没有资格的看法,有时还坚持己见。

对于出版社来说,既需要作者的参与,又离不开顾问委员会每一个成员的支持,被迫夹在这种矛盾之中,真不是滋味。但种种协调和努力都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中国的专家在处理书法方面的内容时,他会把国外出版的外国人写中国书法方面的书先阅览一遍,由此掌握了外国人的兴趣点。如果不是大学者“出山”翻译我们这本《中国书法》的图书,一般的翻译连从哪里找线索可能都会感到困难。

无论如何,经过双方的种种努力,一支又一支的写作队伍建立起来了。我国知名学者如张岱年、冯先铭、杨新、邓绍基、徐平芳、傅熹年、李知宴、李松、何兆武、欧阳中石等作为不同选题的首席作者挑起了重任。著名美国学者如张光直、高居翰、班宗华、屈志仁、曾佑和、艾兰、夏南悉、巫鸿、康大维、何恩之、雷敦和等加入进来了。后来,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的前领导人黄华、荣毅仁的名字都出现在合作双方的支持行列中,内行人看了这份作者名单无不赞叹。

中外合作更需要沟通

实事求是地说,双方学者之间的很多意见与分歧都事出有因,需要解释与沟通。

国内外作者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局限性。因为写的是中国文化的某一个方面,中国学者自然占有优势地位,国外的一流学者造诣再深,也难以与中国学者比肩,但他们知道怎样把一个深奥严肃的中国选题,以西方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介绍给他们。应该说,外国作者是中国文化与外国读者之间的桥梁。

中国学者虽然学富五车,但在与外国普通读者的沟通上有时又有相当的局限性。

比如,如果你说必须学会中文,尤其是古文,才能看懂介绍中国书法的图书,那么,一般的外国读者必然望而却步,谁还敢买这本书呢?又比如,谈起国画书法及考古成就,“文房四宝”这四个字往往脱口而出,可是对于一个从未用过砚台、没有画过中国画的外国人,不跟他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笔墨纸砚,他就无法理解“文房四宝”的基本概念。再比如,有谁见过美国人在自家的墙上挂过英文条幅?西方文化没有这个传统!不跟普通读者讲清楚字画中“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他就无法欣赏中国书法,从而也影响他自己理解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

一位著名美国学者在审读中方作者的稿件时,对铁器的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论述,竟然表示无法理解,后经中方编辑解释,才逐步明白火的发明、铁器的出现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西藏的班禅明明在中国享有其特定的宗教及社会地位,美方作者却认为,班禅隶属达赖领导。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时,有的西方作者竟然片面地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只有破坏。

在设计图书版式时,双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的冲突就更多了。如在决定一幅插图是采用局部,还是放大成跨页图时,中外双方审美观不同,拿出来的设计样往往南辕北辙。如果先交给美方设计版式,则有时会张冠李戴、前后颠倒,照片用反、用错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可是如果用中文稿先行设计,由于中文占的版面小而西方文字占的版面多,中文稿版面放进去恰好,英文就放不进去了。

一本重要著作没有索引和参考书目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一本书不止一个索引,可是按照我国出版的传统,虽然脚注常见,可有几本书是一定要做索引和列出长长参考书目的呢?

无论是一些学者之间的“文人相轻”,还是学术观点的不同;无论是出版传统差异,还是运作模式不同,每一本书从策划到出版都会遇到问题并冲突不断。然而,合作的过程就是两种文化磨合和融合的过程。

有人说,十年磨一剑不易,有人说,十年磨一剑太慢,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代价是,头上多了一根根白发,额头上添了一道道皱纹,但依靠双方的真诚和智慧,问题一一得到解决。双方作者和出版者最终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又一本的精品图书。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10月29日打开了白宫的大门,迎接江泽民主席的到访。这是相隔12年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精美画册作为国礼,由江泽民主席赠送给克林顿总统。第二天,江主席到美国国会参观,带给美国国会领袖们的礼品也是这本书。31日江主席专门到费城看望多年前自己的大学老师顾毓琇先生。在顾先生的会客厅里,江主席郑重地在一本中文版《中国绘画三千年》的扉页上签名留念。

2002年10月25日,江主席来到了新落成的得克萨斯州的乔治•布什图书馆。江主席带去的礼品中又包括中、英文各一册《中国古代建筑》精美画册。至此,《中国文化与文明》已出版的4种书(两种画册、两种文字图书)中的两本画册均成了中国国家元首送给美国人的国礼。一套图书获得如此荣誉,这在对外图书出版史上尚属首例。

出版“精品”任重道远

对外传播,我们一直强调打造“精品”,这个精品不仅仅体现在出版物的装潢上,如仅仅满足于此就是舍本逐末了,更重要的在于内容适应读者的需要。

经过多年的磨合,双方不仅有高层次的顾问委员会作为后盾,解决了诸如资金不足等困难,而且在书稿的编辑、审读和定稿等环节上配合越来越密切,一度在中美两国以及欧洲和日本等地,有1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在美国更成为出版界无人不晓的“精品”项目。

当然,打造“精品”,尤其是从事比较大的项目,会有一定的风险。

比如,就在双方正积极工作时,出乎预料,美方出版社社长调整,我们十几年前竭力避免的领导人更替波动还是出现了。紧接着,美方的班子出现了地震性的变化。他们内部出现的问题,导致这个项目一度陷于停滞状态。

幸运的是,由于这个项目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广泛,任何一方都不想半途而废。这时双方的电话和信件往来不再是谈论书稿,而改为探讨如何走出困境。也正是由于项目的重要性以及高层次顾问机构的关注,双方决心以中美文化交流的大局为重,携手走出困境。现在,一度中断的出版工作正在按照调整后的计划稳步推进。虽然前进路上困难重重,但中美之间这个最具特色的合作出版项目终究还是要开展下去的。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合作我们还与美国朋友建立了更深厚的友谊。

就在“9•11”发生的那个晚上,我从家里的CNN电视频道上看到飞机正撞向美国世贸大楼的第二栋楼,想到派克家离那里仅隔着几条街,也就500米的距离,我非常担心。我拿起电话就对刚到北京首都机场的派克说:“纽约世贸大楼被炸了,被炸的原因还不清楚,你到宾馆快看CNN节目,你马上给你夫人打个电话,请她多加小心啊!”他的夫人接到电话时,呛人的硝烟刚刚弥散过来。派克及其夫人非常感谢中国朋友在事发第一时间送去的真诚问候。

如果还需要补充什么的话,《中国绘画三千年》出版当年,获得了美国图书大奖,至今已经出版了5个文版,其中法文版于2003年出版,在法国大小书店热销。这两本书在多个场合成为奖品或珍贵的外交礼品。此外,韩文版和中文繁体字版也都销路畅通,整个项目至今已有4个选题面世,还有相当一部分图书在编辑和印刷过程中。《中国文明的形成》近期就将与读者见面。这又是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大型图册。至于有什么经验教训,简单说吧,如果能重新再来一遍,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干得更好,也一定会干得更好!(局机关黄友义)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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