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和浙江省温州相邻，曾是浙闽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该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温州还有一定差距。由于地理和人文因素，大批温州人迁居到宁德，投资数以百亿计的资本，在那里开始他们新的事业生涯。

    ■带来的观念比GDP也许更可贵

    离乡富豪成为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以甘肃省为例，根据该省的统计数据，甘肃全省的非公经济中，居然48%是由浙江商人创造。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包括温州人在内的离乡富豪，他们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跟着国家政策走，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新生力量。”

    周德文说，“20世纪80年代以深圳特区建设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率先崛起，当时在家乡有一定基础的私营企业主、集体企业老总，都纷纷迁移到深圳创业，为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超高速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浦东大开发，全国特别是江浙一带许多民营企业家，将他们的总部迁移到上海，为浦东开发作出了贡献。”

    而21世纪初期，当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大量的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未来的北方经济中心。

    事实上，除此之外，无论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中部崛起，都有大批离乡富豪参与。

    但也有人认为，离乡富豪携带的离乡资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只是表层的东西。周义康来自浙江绍兴，在甘肃等西北省、区有投资项目。他认为，大批外地富豪涌入内陆省份，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人，有些人思维观念乃至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是播种机，”谈到他代表离乡富豪群体时，周义康反复强调这一句话。

    “有些内陆地方，民风比较淳朴，许多人觉得有饭吃、有衣穿，日子就算不错了，如果有空闲，晒晒太阳看看电视，一天就打发过去了；有些农民心里想致富，但除了务农和打工之外，再也想不到其他办法。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到这些地方去，我们的案例证明了两句话，那就是商业可以带来财富、致富需要吃苦勤劳。”周义康认为，观念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比GDP更重要。

    ■富豪从留守儿童嘴里觅商机

    周义康至今仍津津乐道、颇感自豪的一件事，是他让一群西北农民掌握了商业技巧和能力。2004年，周义康在西北的一个县考察投资项目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地农村许多青壮劳力，要么忙于务农，要么外出打工，孩子一天三餐无人照应。许多农户家会养五六只鸡，每天都会生三四只蛋，然后每天早上都会有小贩上门来，用1个或1个半蛋换一包方便面，家人出门之后，孩子两顿饭就吃两包方便面。

    周义康发现这个现象后十分震惊：因为当地农民用营养十分丰富、全面的土鸡蛋，去换除了淀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营养的杂牌方便面，孩子每天吃这种东西，营养怎么跟得上，体格和智力能健全发展吗？

    周义康了解这个现象后，立即和他的同乡与当地收入较高的朋友，告诉他们有好东西藏在山野无人知。他还告诉当地农民，如果这个土鸡蛋解决销路的话，一个鸡蛋换3包方便面都不成问题。他鼓励当地一位农民做这个鸡蛋生意，并保证前3个月每天至少包销200个鸡蛋，买来后送给朋友们。除此之外，周义康还承诺至少给他带来20个客户。

    周义康的鸡蛋试验很快就取得了成功，那位做鸡蛋生意的农民发现，新鲜土鸡蛋的概念一打出之后，它们的身价就涨了2倍。

    孩子们的食谱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前，每天是4个鸡蛋给孩子们带来的2包方便面和1个鸡蛋，现在食谱改成了2包方便面，2个鸡蛋和1斤便宜水果。

    周义康告诉记者，“鸡蛋案例给了当地农民一个启示，那就是商业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

    ■他们中也有“蝗虫一族”

    多数富豪离乡，利益驱使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致富欲望可以结出硕果，但如果缺乏监管，也可以成为毒瘤，极少数离乡富豪就在此列。

    2004年春，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案，曾引起全国广泛关注、中央领导震惊。这些害婴奶粉中，很多是温州人的产品。

    2004年，当时记者在温州苍南、泰顺一带采访时就发现，苍南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一直有生产奶粉的传统，中低端奶粉曾畅销全国，但后来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著名品牌奶粉商也开始关注中低端市场，许多小奶粉企业只得通过价格战来获取市场空间，奶粉中的乳精粉(干燥后的牛奶粉末)含量越来越低，大量淀粉和糖取而代之，导致奶粉中营养失衡。苍南质监部门检验相对严格，经过整治之后，几十家甚至更多的奶粉企业被压缩成7家规模较大的企业。

    但是，被压缩的企业并没有停止生产奶粉，他们选择了迁移。不少懂得奶粉生产技术的苍南人、乐清人，将他们的企业，近则迁移到泰顺、福建的福鼎等县市，远则迁移到阜阳、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而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是手工作坊式生产，有的企业甚至没有厂房。之所以这些人能得逞，很大原因是利用当地急于招商引资和当地对奶粉产业不熟悉。

    了解害婴奶粉生产和销售流程的徐宏宝(化名)当时告诉记者，“这些从苍南、乐清迁移出去的奶粉企业，许多成了大头娃娃事件的罪魁祸首。”

    像这种经营害婴奶粉而发财的富豪迁移，除了富豪本人非法获利之外，其他博弈各方几乎都是输家。迁出地苍南在这场大头娃娃奶粉风波中，除了数名官员被免职甚至被提起刑讼外，苍南奶粉工业自此一蹶不振。

    泰顺和福鼎都有数名官员落马，福鼎市质监局局长甚至因此上吊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顺10多家奶粉企业，只给当地创造数万元的税收。至于消费者更是受害者，数十名大头娃娃就是例证。

    这种像蝗虫一样席卷而来，夺尽利源，危害一方的案例并非仅害婴奶粉一项。

    在北方某些煤炭大省，一些当地或外地民营煤矿老板，在短期内通过掠夺式开发，数年之内就将煤矿资源挥霍一空，获利数以千万计之后，举家搬迁到北京等大城市。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中国最大的产煤省山西，每年就有许多煤炭富豪，携带上百亿元离开本土，向京津沪等大城市迁移。而他们留下的是废弃的矸石、坍塌的地面、荒芜的山头。

    类似事件甚至也发生在北京郊区。据媒体报道，储煤颇丰的北京史家营乡大村涧村，曾被称为“京郊首富村”，但500多人口的村子，目前留下来的只有100多人。其中，灰青涧自然村只剩两户人家。按照目前的地质条件，3个自然村民宅所在地面，也随时有可能塌陷。所以，该村已不具备人居住的条件，未来几年中，余下100多名村民也必须搬走。（记者朱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