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研究所副所长）

    制度的缺陷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

    收入分配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问题逐渐变成一个大家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速度明显加快了。目前的状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改革初期，这样一个现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同时，政府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几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减少收入差距，帮助弱势群体，帮助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

    在收入分配领域，恐怕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我想讲的关键一点，主要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或者说制度的缺陷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能在改革过程中间，特别是从90年代以来，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变得更加突出。而且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方面，它所起的作用可能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什么是收入制度方面的不完善或者缺陷？我认为，首先是公共资金的管理和公共资源的管理。在这方面，由于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非常重大的漏洞，它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可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些研究。

    这个领域，实际上大家看到了很多，比如说社保基金，管理社保基金的人挪用社保基金赚取利润炒股。比如扶贫基金的使用，在扶贫基金发放和使用的过程中间，在很多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扶贫基金被用来盖办公楼，买轿车，给政府官员发工资，发奖金。真正用到扶贫的扶贫基金到底有多少？这个过程中间漏失了多少？恐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再一个例子，比如中央的财政预算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如果把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都包括进来看的话，每年的规模不会小于一万个亿。这样一个转移支付，在很多地方，这个资金变成了预算外资金。从预算里变成预算外，预算外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社会监督、脱离了现有体制的监督和管理。这个中间理所当然的发生了大量的漏失。

    再比如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最近这些年，由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投入，累计下来，我没有细算，至少是几万个亿投进去了。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管理怎么样。这中间恐怕问题相当大。就拿公路建设来说，全国各地都在修高速公路、修高等级公路。但是在公路建设资金的使用方面，实际上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交通厅局长，主管交通的厅局长已经有17个因为贪污腐败问题下马了。这中间还有多少问题没有搞清楚，还有多少公共资金的漏失没有搞清楚，我认为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除了公共资金以外，其他的公共资源，比如说矿产资源，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干部从地方煤矿退股，这些年来矿难不断，死人不断，发生那么多的问题，因为违规违章开采的煤矿，数量非常之大，而许多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为什么存在地方保护。这里面很大程度是利用问题。是一些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的行为问题。

    讲一下银行资金。银行资金在银行信贷发放过程中间，已经有不少研究，比如国家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差额，这个差额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回扣和非正式的支付来填补起来的。在银行贷款的发放过程中间，实际上出现了大量的寻租行为。这个寻租行为导致的结果是相当一部分资金转移变成个人收入了。诸如此类的例子非常多，比如土地征用、土地开发，现在城市化程度在加快，各地在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展城市的过程中，随着非工商业用地，随着农业用地转变成城市工商业用地，土地的价值在呈多少倍的往上翻，利益分配上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一方面很多失地的农民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另一方面在征地、用地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千万元户、亿元户，出现了很多靠土地暴富的一些人。

    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中间有多少因素是由正常的经济市场化活动带来的？有多少因素是由制度的缺陷、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公共资源的流失，造成收入分配的扭曲带来的？我认为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已经反映出来的问题是非常不容忽视的，是需要大家关注、研究的。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引申出来的东西，恐怕我们不能把眼光只放在怎么解决收入差距的扩大，恐怕不能只放在再分配方面，不能只放在靠转移支付来救助弱势群体，帮助低收入阶层。这些措施是一种必要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制度的缺陷只能通过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解决。

    改革二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有一方面的问题是严重滞后的，是政府改革的严重滞后。如果这些问题不进一步解决，如果不能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资源的合理的管理问题，不能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的、透明的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管理的体系，我想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趋势是很难阻止、很难逆转。它导致的结果，如果仅仅因为经济转轨转向市场化带来一定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这种状况比较的话，我认为后一种状况，就是说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导致社会冲突，导致不安定，导致政府腐败，导致公共资金使用的严重的低效率。它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老百姓关注是收入差距扩大当中的公平性

    中国的收入分配与贫困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转型，在转型当中一半转了，一半还没转。政府转型还没有起步，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都在影响收入分配问题，使得收入分配问题变得非常突出。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我们都在用收入进行测量，到现在为止，所有研究收入分配的问题，可能对收入本身的定义都没有一个非常规范、准确的定义，到底我们的收入是指什么。因为考虑到城乡之间收入结构差距非常大，收入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农村当中有一些东西计算在收入，在城市当中不计算。城市当中虽然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得到的，但是实际上是享受消费的东西，可能都没有计算在收入内。再加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价格指数的差距、生活规模的差别，使得收入的测量问题，最基本的收入的概念在很多研究当中都没有做的很好。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根据2002年做的数据，对全国的收入差距进行估计，估计出来以后基尼指数是0.45，公布数据以后，很多人提出争论，可能有高估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是低估的问题。高估的人认为没有考虑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价格的差别，同样一块钱在城市当中的货币含金量和在农村是不一样的。如果研究收入分配，主要是研究收入背后的福利的差异，得到的是真正实惠的生活质量的差别和生活水平的差别，就要进行价格调整。如果进行价格调整，可能收入差距就要缩小。为什么？因为农村的货币收入低，但是生活费用也低，做这样的调整以后，可能差距要缩小。另外一个观点是低估。为什么？很多的收入可能在城市基本享受的福利没有考虑进。比如城市当中很多公共服务，很多社会保障是农民享受不到的，这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要花钱买的，虽然是政府以实物的形态提供，但是是需要花钱的，如果把这一部分折算进去以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3：1的问题，可能更高。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些估算，确实如果把城乡之间的价格指数问题考虑进去，可能会得到比较低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是0.4，但是如果把各种各样实物形态的补贴，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项目进去以后，再加到城市基尼的头上，得出的收入差距不是0.4，可能是0.5，这样的话，把两个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得出0.4到0.5，是这样的情况。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可能我们的收入分配当中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好多是基础性的工作，包括收入的测量问题，更重要的是万教授提到的，我们可能在调查样本上是否有偏差的问题。不仅是课题组在研究当中有偏差问题，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样本可能都有偏差问题，这种偏差造成收入差距低估或者高估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对于收入差距变化，包括一些原因的解释。从我们研究来说，我们感觉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这个观点在报纸上讲出来的时候，受到很多网民的批判，说我们太糊涂了，没有看到收入差距背后本质性的因素。这种本质性的因素可能是腐败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以权谋私的问题、非法收入的问题。很多老百姓所感觉到的收入差距可能和我们学者在研究上的收入差距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到可能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的是一个收入差距测量的问题，老百姓关注是收入差距扩大当中的公平性。这样老百姓更多的是收入差距稍微有一点扩大的话，他认为非常不公平的话就有非常强烈的反感。我们对一点收入差距扩大不敏感，但老百姓不是这样想，这就涉及到对收入分配当中，到底差距扩大当中哪一些成份被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哪些是不公平的。这些问题要加以严格的区分。

    总的来讲，收入分配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关注的问题，作为收入分配研究的课题，是几代人的协同作战，同时是几代人的联合作战，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