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在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78~2005年的27年间，服务业平均增速超过10％，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十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近60%。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仅为402％，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而且大部分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更是发展滞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与创新服务业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约束。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1、服务业中的政府规制问题

政府对于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是现代服务经济领域中研究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关于政府规制，现有文献中一般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对服务业放松管制。尼克利特和斯卡尔皮塔（Nicoletti and Scarpetta,2003)通过模拟研究和跨国比较指出政府规制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对于ICT服务部门如批发、金融、保险和商业服务的规制可能损害新经济的外部性，对生产力的增长造成负的外部性。布兰特（Brant,2003）认为不合适的限制性规制损害了企业的动力，特别是限制服务部门的增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国政府在制定服务部门规制时，应当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中考虑问题。例如金融、通讯以及交通运输服务已经成为商品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服务投入效率成为影响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又如教育、培训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更是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关键原因，而具体的服务政策导向将会直接影响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因此各国政府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相机而择。

2、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创新

如何计量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创新是解决服务经济本质问题的关键。在著名的鲍默尔模型（Baumol Model）中存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部门，从长期看总生产率最终将被经济停滞部门所影响，经济增长趋于消失。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较低。沃菲（Wlfl,2005），艾金格(Aiginger,K,2001),帕内德(Peneder，2003),尼科尔等人(Nickell et al，2004)详细地从理论和实证出发分析了结构改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高份额服务业与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与特定服务总需求的增加有关，这类需求增加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这些行业往往生产效率不高。然而随着ICT在服务领域的广泛使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率的问题并不那么严重。格里利切斯（Griliches,1994）认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那么低。特里普雷特和波斯沃兹(Triplett and Bosworth,2002)更是认为ICT是根治“鲍默尔成本病”的有效途径。尽管对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测量依然存在概念和操作上的难题，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差异是显著的。沃菲（2005）通过分析OECD数据指出服务业生产率存在结构差别，一些面向最终服务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生产率潜力水平较低，而像批发、零售以及运输仓储行业生产率水平达到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25%。生产率快速增长行业的贡献被负增长行业的影响所抵消。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提高生产率水平的主要途径。卡扎尼茨克和斯皮尔坎普（Czarnitzki and Spielkamp,2000)认为服务业是创新的桥梁，特别是在使用服务的制造业中尤为明显。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中R&D密度偏低。这种较低的R&D投资反映了服务创新中的一些困难。他们创新中的困难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R&D投资的外部性影响投资收益的完全收回；第二，一般从事服务行业的公司规模较小,缺乏市场开发，阻碍了创新过程；第三，信息的缺乏和信息不对称也妨碍了服务的创新；第四，实证证明服务的创新与其他公司或机构的关联性更强,因此由于信息或技术的缺乏往往更容易形成服务行业创新的障碍；第五，缺乏国际竞争也会限制服务业的创新,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和出口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第六，服务行业中特别是商业服务间接作用于经济中的创新和知识活动,然而这种贡献并没有被有效地测量；第七，服务行业的准入门槛低于制造业,特别是与ICT关联较紧的商业服务，但是对于小公司而言,低的市场门槛不利于其长期的成长。

目前，研究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创新的热点集中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接问题。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对接有多种形式，而关于生产率增长与创新，不同类型的对接有不同的结论。格罗斯曼和海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3)认为按照接口发生的地域（是本国还是其他国家）,国内或国际生产方式的选择，有四种类型可以被区分：①标准纵向一体化；②纵向一体化FDI与公司间贸易；③从国内供应商购买，使用国内中间投入要素（如外包）；④从国外供应商购买（如离岸外包）。格罗斯曼和海普曼还着重强调了交易成本的影响。四种接口方式各有特点，不过总体而言在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市场中，外包能够提供专业化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劳动产出，最终增加公司利润Fixler, DJ and D Siegel,1999。大量文献也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有关外包的问题：科雷内特（Kleinert，2003）分析了中间投入要素国际贸易的增加与全球化外包的关系，他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福克和科贝尔（Falk and Koebel,2002)分析了外购服务和进口中间要素对于不同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他们发现随着外购服务和中间要素进口的增加，将会全面减少劳动的需求水平，尽管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芬斯特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1999)着重研究了外包的测量问题。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1、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

（1）服务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什么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一直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本身是一个结构转换的过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不少国内学者的批评，因为大多数年份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李勇坚（2005）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服务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用计量检验方法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于显著，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处于最基本生活需求的边缘，因此，这部分人对服务业的需求还没有达到相应的临界点，收入差距导致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存在着一个绝对数字庞大的相对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支撑着一些奢华性的服务业畸形发展，中低收入阶层所需求的质优价廉的基本需求性服务业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服务业的有效供给相对不足。这样，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导致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提高。

（2）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表现及原因。2005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有2、13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被漏统、误统，这使得服务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从原来的31、9％上升到40、7％。这些数据的调整改变了中国服务业发展被低估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一夜之间实现了新飞跃。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水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67、7％）仍有很大差距，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短腿现象依旧没有改变，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林跃勤（2005）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一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二是服务业结构扭曲和升级速度缓慢，特别是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三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弱。究其原因，既有基础薄弱、服务消费供给不足的因素，也有服务消费意识淡薄和消费能力低下的因素，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战略思维的固化和调节政策的失灵。周小川（2005）则是从中国最终消费中服务支出（尤其是文化、体育、娱乐、旅游等）的占比明显偏低来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他指出，2004年中国GDP中第三产业占32％，即便统计普查后可能会上调10个百分点，也远低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的水平。他认为，中国多年来“重物质生产体系，轻服务消费”的思维方式是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服务业是中国的弱项，但同时也说明服务产业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而且发展服务业和服务消费，是促进中国消费发展和内需扩张的一个重要领域。顾乃华（2005）从服务业增长效率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的问题。他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1992~2002年间中国服务业的增长效率特征。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远未能挖掘出现有资源和技术的潜力，技术效率低下，服务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推动，全员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弱，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

（3）中国服务业发展地区间不平衡问题。程大中和黄雯（2005）研究了中国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区位分布，他们强调了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但同时也指出，总体上看，整体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地区间差异要小于地区内差异即省际差异。裴长洪和夏杰长（2005）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地区间不平衡问题：一是从增加值来看，东部地区既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中国服务业总量最大的地区；二是从就业来看，东部地区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最多；三是服务业发展的层次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最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已经演变为“三、二、一”格局。而且，在这些发达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正在向现代服务业转变，如信息咨询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现代金融业等新兴服务行业增长迅速，已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力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除教育和旅游发展条件较好外，整体看服务业发展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

2、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定位

在服务业的体制创新方面，很多文献都认为政府在中国服务业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要创新服务业体制，关键在政府。石定环（2005）认为，政府在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中，在建设创新体系、国家科技计划支持和推动、重视知识产权等方面更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完善整个创新体系的政策氛围。唐赤华（2004）认为，政府对发展知识性服务业的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供给面——指政府直接通过资金、人力、技术等因素来影响；需求面——提供稳定的市场需求；环境面——保障长期稳定的投资环境。常修泽（2005）认为，政府应该从结构调整和产权制度创新方面来进行服务业体制创新。夏杰长和霍景东（2006）则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探讨了服务业体制改革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竞争力水平的提升需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关键是要打破所有制壁垒，激发服务业活力，深化以产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为取向的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还要充分发挥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作用，以弥补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失灵”。杨军（2006）认为，中国的服务业构成复杂，有基本实现市场化的，如零售业等；也有垄断或保护性质的，如金融业、电信业等；还有属于公共服务范畴的，如教育、医疗等等。不同层次的服务业面临的问题不完全相同，改革的难点也不尽一致。而且，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主体，一是地方政府，二是企业，这两个主体间互相作用。但市场化程度的不足，使企业主体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难以成为服务业的主导力量。这使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李善同、侯永志（2001）也强调要发挥政府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政府制定和实施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越来越困难，空间越来越小。然而，政府仍可在许多方面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如制定税收和规制条例，为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最基本的规划和管理权限，提供消费者服务和购买重要的服务（如医疗服务），在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等。具体而言，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应发挥合理规制、促进竞争、奠定基础等作用。

3、如何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打破服务业的所有制壁垒

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度都很低，垄断程度高，影响了服务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如何积极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郑吉昌和夏晴（2005）认为，国有资本、外来资本和民营资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驱动力量，目前，民营资本在家电、纺织服装、玩具等传统制造业显示了强大的投入产出优势，但即便在浙江这样民营资本很发达的地区，民营资本占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也不高，对现代服务业参与度则更低。他们主张积极推进服务业领域的对内开放，政府要树立服务理念，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周振华（2005）主张，要有序地开放电视、报刊、发行、艺术表演等领域的私人投资，扩大非公有经济在教育、卫生、体育、娱乐、旅游、信息、金融等行业的参与度，加快原事业单位改制，积极探索高度稀缺性服务资源的公开招标和拍卖方式，采用市场化方式合理配置服务业的社会资源。加入WTO以来，随着中国在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行业逐步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开放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焦点，外资企业在中国服务业市场上也拥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研究价值日益凸现。中国作为一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对落后的国家，对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一些重要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裴长洪和夏杰长（2005）对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开放度、时序、风险和路径做了翔实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目前，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还要面对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较多的限制。对外开放不足是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之一,跨国并购已成为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俞梅珍（2003）剖析了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原因及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启示，比如国际服务业市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服务业的跨国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业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客观上要求中国服务业进行体制创新与政策调整。

4、服务业体制的积弊与突破

服务业的体制积弊与束缚是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必须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创新服务业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多元竞争主体，扩大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

在分析中国服务业体制弊端时，许多学者都认为严格的管制和垄断以及竞争不充分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比如，来有为（2004）认为，与制造业相比，中国相当多的服务业受到各级政府部门严格的管制，垄断性因素强，而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如果不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推出切切实实的改革措施，加快服务业的体制改革进程，那么，服务业的发展必将受到严重的制约。而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键在于创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他还分析了中国服务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经济性管制过于严格、政府的服务功能不到位、部分服务业垄断色彩强，对内资、外资的开放度不够。江小涓（2005）在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表现和原因后，提出了打破垄断是促进服务业提高效率和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的观点。她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主要是服务业，其中不少行业同行政垄断相结合，收费高而服务质量差，抑制了消费，也抑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加快推进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包括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培育多元化的竞争主体等。

经济发展和改革经验表明，市场竞争是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优化服务业结构和促进服务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周振华（2005）对此做了翔实的分析。他主张要根据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对服务业领域的进入管制框架进行重大调整，全面清理和废除过时的规章制度及有关文件，制定和实施新的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并在成熟时予以立法。常修泽（2005）认为，当前中国现代服务业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能，采取体制创新及相关措施释放其潜能是现代服务业提速的关键。他主张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现代服务业的体制创新：一是打破电信、民航、铁路、邮政等行业的垄断，推进国有资本的置换和民营资本进入；二是推进城市公用事业的体制创新；三是按照“公共性”、“准公共性”和“营利性”区别对待的原则，分类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创新；四是推进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改革，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五是推进涉外体制创新，加快中国服务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李江帆（2005）对市场化进程中的第三产业制度安排进行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探讨。他认为，应该从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方式多样化、服务价格多样化、服务贸易开放化、公共服务规范化等五个方面对第三产业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