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这次百年一遇的经济金融危机负责？格林斯潘几乎成为了众矢之的。不论是美国国会议员还是遭遇这场经济金融危机伤害的普通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格林斯潘带有自我辩解式的“悔悟”，并不足以消除大家的心头之恨。

　　把危机的责任推给格林斯潘，其实过分扩大了其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力，同时也高估了当前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熟稔程度。有研究机构曾出了一个题目，以目前的经济学理论水平，让世界上最杰出的100位经济学家依据1929年之前的经济形势预测，没有人能够成功预测到1929年的大萧条；同样，让经济学家预测这次经济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也无能为力。

　　显然，寻找谁该为这次经济金融危机负责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心理安慰。格林斯潘很“荣幸”地被赋予了这个角色。

　　经济学理论和货币金融学早已论证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只有限影响短期的宏观经济；货币中性原则表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反映是中性的，指望货币政策来避免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金融危机，那实在是难为格林斯潘了。

　　从中央银行货币理论角度看，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这场百年不遇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央行货币政策都明显具有多目标制特征———遏制通胀、保持就业稳定，甚至有些国家央行还负有保经济增长的责任。这种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度，本身与货币金融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存在明显的冲突。如按照货币中性原则，货币政策不可能完成既要遏制通胀，又要保就业稳定和经济增长等明显矛盾的政策目标。特别是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等的被修正，一定的通胀有利于增加就业率和维持经济增长的理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遭遇质疑。

　　其次，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所不可避免的“特里芬悖论”（指美元在保持币值和贬值之间的两难地位）与金融国际化的迅速扩展，实际上已经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成效甚微。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上讲，格林斯潘在2003年左右维持1%的利率较长时间确实有助长风险的一面；但我们也不得不反思，2003年全球还处于抗通缩的时期，快速结束宽松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也不可能有2003年－200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繁荣。因此，格林斯潘在当时犯的“错误”是人类认知局限带来的；当时任何人担任美联储主席都可能会犯这类错误。

　　总之，当前国内外人士几乎都把责任推给了同样被他们树立为历史上最伟大央行行长的格林斯潘，要么是一种不知就里的盲目追众，要么是别有用心地继续寻找所谓当前经济金融危机原罪的替罪羊。各国政府首先需要的是引导经济金融风险的有效有序释放，然后为未来刺激经济准备足够的激励资源。(刘晓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