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概括和归纳，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归根到底归结为一条，那就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国家。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就具有巨大差别，而且从历史、人文、人口、自然地理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比美国复杂的多。我觉得，中国主席可能当好美国总统，而美国总统很难当好中国一个省长（这句话是作者2005年10月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会议讲演中提出的，在会场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想，邓小平讲的猫肯定是中国猫，而不是外国猫。由此，我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猫”者，立志为中国做贡献之仁人志士也；“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所有的中国人，都要着眼和立足于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一、经济学的国民性

　　要论述“做中国‘猫’，抓中国‘鼠’”，首先不妨先谈谈“经济学的国民性”这个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段文字是笔者发表于《人民日报》2005年11月7“学者论学问”栏目上的专稿——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市场化的需要，我国经济学界大量引介流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西方经济学，并以其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进行本土解释，以求得对自身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从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里所发生的事件中得出的认识，必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认识如果能够扩充、修正或推翻现代经济学中的某一定律，那也是正常的。这就提出了经济学的国民性问题。

　　从经济思想史看，理论认识无不来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西方的学术是在解决各个历史时期的西方“问题”中演进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是对18世纪英国“问题”的有力回应。如果不是深入思考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斯密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巨人。我们现在有的文章，总是从西方学术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似乎不如此就不够水平。这实际是忘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理论来源于特定的实践，理论的检验标准在于特定的实践，理论服务的对象也是特定的实践。

　　所谓西方经济学，不仅其理论的提出者是西方人，而且它是立足于对西方问题、对发端于西方国家且运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学说。作为一种认识工具，任何民族都可以学习和使用它，但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针对自身问题进行“适用性开发”。中国经济学者应该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应该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担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因此，在发现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向本土。否则，我们的智力活动就既无益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也不会有大的创新。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反，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成熟的认识方法与本土问题的有效对接，避免因用了西方的方法而忽视了对本土问题的关注。

　　任何一个普遍原理的学习，都是应用和在应用中学习的过程。普遍原理的应用过程一定是本土的。只有在本土社会里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才称得上是成熟的理论，掌握这种理论的学者才算是成熟的学者，才有可能发现本土问题的全球意义，做出全球性的贡献。中国的实践不同于西方，有关中国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在西方问题意识上展开。反过来说，一个问题如果是重大的本土问题，也必然具有全球意义，即“本土性的全球问题”。

　　那么，本土问题意识从哪里来？从对中国现实的悉心观察而来。我们今天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高度复杂，快速变动。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其市场经济已有数百年历史，基本变成一个“稳态社会”了。西方人关注的经济学问题，大多数在中国人看来是很细小甚至微不足道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在西方学术体系训练下，用西方学术的视角看待中国甚至评价中国人的是与非，既是学术的幼稚，也是学者的悲哀。

　　在经济学发展的长河中，一些基本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其含义也在发生变化。概念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但如果概念的接受者只尊崇这些符号，而不了解其背后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蕴涵的问题，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代中国学者应该警惕，某些舶来的用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对我们自身问题的分析？我们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问题？是按照别人的认识框架“憋”出来的问题，还是出于中国人切身利益需要“提”出来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是来源于中国实践、面向中国现实、服务于中国人利益的经济学。本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的规范化是平行的。思想与学术，二者“一个都不能少”。惟有如此，我们的理论才能是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外部理论的重述；当代中国人才能像祖先那样，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贡献。

　　二、打破一切学说和思想的教条主义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要打破一切学说和思想的教条主义。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曾有过搞教条主义的深重历史教训。但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由于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因而人们对此高度警惕。但有的人却自觉不自觉地钻进了对美国、对当代西方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满脑子装了一大堆西方的定理和模型，总习惯于以西方的模型观察和套用中国的一切，甚至习惯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分析、评判和阐述中国的现实。如果不坚决反对这种新的教条主义，它同样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危害。

　　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羡慕、崇尚和希望学习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直普选式民主，中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乡村村长直选，联合国、美国和中外许多学者对此高度重视，观摩直选过程，并进行了大量赞美式宣传，认为中国的乡村直选迎来了“中国政治民主的新曙光”。几年过后，凡试行干部直选的乡村，产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比如宗法势力、黑势力、恶霸等上台，下压农民，上抗政府。于是乎，原来赞颂中国普选村长的中外许多学者，都无可奈何的“集体失语”啦！怎么好端端的、先进的政治民主制度在中国就变味走形了呢？不管怎么疑问、彷徨、悲叹，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民主是当代世界的潮流，也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以人为本的学改革观就深刻地内涵着民主的发展。但当代中国也只能够一步步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别无他策。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在160年前由于自身的衰落和世界列强的侵略，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弱国家。历代国民和学子都矢志不愈想要复兴图强中国。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了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或者说西学与国学二者孰优孰劣的碰撞和争论，有人提出“全盘西化”，但最后形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主流和主导思想。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最早探索。

　　再例如，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的急需，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归国者中有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主张以“苏化”指导中国革命，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经过严重的挫折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成功。实际上，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成功探索。

　　三、一切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出发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必须真正立足于中国，一切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出发。中国的国情特色不仅指整体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包括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差异。比如中国西部落后地区派干部到东部发达地区挂职，两三年后回到西部地区后，东部许多非常好的政策、做法在西部推行不开。

　　中国的某些现实情况可能很不理想，但我们只能是“立足现实，改造现实”。有的人不太喜欢“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提法，把这看作是阻碍中国步入世界大道的借口和理论盾牌；主张推倒这个借口和盾牌，按照西方“先进的”模型一揽子设计和改造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对中国目前某些不理想的现实，则主张“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和主张。我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和“浪漫”的激情。“天真”属于儿童的憧憬，“浪漫”属于恋人花前月下的陶醉。关系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大事，是来不得半点“天真”和“浪漫”的。“天真”和“浪漫”的激情是无助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是抓不住“中国鼠”的。

　　有的人很具爱国情结，很想抓“中国‘鼠’”，很想为社会做些贡献。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在思想上却认为，只有“洋猫”才能抓住中国“土鼠”。真的是那样倒也好——不管“洋猫”、“土猫”，能抓住“中国‘鼠’”就是好猫。但这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因此，立足于“做中国‘猫’，抓中国‘鼠’”，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国化和本土化研究服务方面，既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促进当代西方学说的本土化。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视野。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