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家学者的忧国忧民情怀及其队伍的构成

　　30年来，中国的专家学者在整体上一直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思考、探索、发表研究成果、献计献策，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延伸以及内容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专家学者队伍的情况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其一，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以经济学界为主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扩展和深入到各个领域，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界专家学者都不断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其二，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以改革开放前国内培养的为主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培养的、许多从国外留学归国者，不断地加入和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

　　其三，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现在，这个队伍已经广泛分布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各类公司企业和传媒界中。专家学者队伍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得改革开放的专家学者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探索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又使得改革开放研究的思想理论观点及其政策主张也越来越多元化。

　　在思想理论界日益活跃的情况下，我国专家学者队伍大体上主要存在以下五种类：

　　第一类是盲目和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基本是全盘接受近现代欧美体系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以此为蓝本甚至为真理来审视中国现存的一切，认为中国现存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特别是认为中国的基本制度是落后、不合国际惯例的，现存的所有问题和矛盾都是中国基本制度造成的，主张按照欧美的模式对中国的政党政治、国体、政体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改革。这种观点未能以积极的态度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与对策，容易走入极端。但在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时代，我们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可采取简单“封杀”的做法，否则更容易让他们走入极端，而是让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自我探索和自我认知。

　　第二类是理性批评的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理性把握中国现实国情和透视中国现存的问题，以对国家、民族和社会负责的精神批评现实存在的问题，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探索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对策。这类专家学者是我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社会精英。

　　第三类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由于缺少知识的学习和不断更新，自己认知的知识体系与现实实践脱节错位，不能够与时俱进，形成了固步自封的思维和行为定势，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现实国情，无法深刻透视中国的深层次问题及其症结所在，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忠心耿耿”地发表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意见，也“忠心耿耿”地对某些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待这类专家学者，只能让他们实践中逐步解放自己。

　　第四类是利益图谋的机会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头脑十分清晰，积极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脉搏，也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能够客观透视中国现存的深层次问题及其症结所在，也明白解决中国存在问题的途径。但这类人缺乏民族和国家大义情怀，在人生观上奉行“利益第一主义”，往往在行为上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把是否有利于自己作为个人行为准则。或为维护个人既得利益，或为了牟取更多的现实和未来利益，或为了规避个人风险，或者故意发表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意见，或者言行扭曲和不一，有时侯口头上发表着正确的言论，而行动上做着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情。这类专家学者以及其他持有此态度的社会成员不在少数，往往成为中国改革及社会发展的“变色龙”或者“绊脚石”。

　　第五类是理性建设的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一般对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和深邃的理性思考，思想活跃，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能够务实地坦然面对，同时又能够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深刻的理性分析。这种分析不是为了进行批判和谴责，而是立足于务实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认真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类专家学者是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坚力量。

　　就近几年来说，我国的思想理论界越来越活跃，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看法和评价莫衷一是，观点和政策主张林立，并产生了持续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无疑有利于我们对改革的深层次思考。

　　在一个开明和开放的时代，党和政府广开言路，虚心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和争论、包括尖锐的批评意见，可取者认真听取和采纳，不可取者可以内部讨论，不搞批判指责，这是应有的博大胸怀和理智作法。但作为专家学者自身来说，也应以高度的理智和深刻的理性来反思和梳理自己的认识，客观地分析改革中的失误、挫折、教训和经验，以对国家民族当今和长远发展负责任的态度思考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的见解和主张，不能以简单的批判来取代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理性思考。

　　近些年来，也有的专家学者公正立场和道德信用有所缺失，既漠视国家利益，也漠视民众利益，严重触犯了众怒，使得社会公众对一些专家学者“考问道德良知”，这值得专家学者界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