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中进行改革的，如邓小平在早期所形容的是“如履薄冰”。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确保改革稳操胜券，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我们经常强调“稳定大于一切”。认真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但又不能为追求稳定而不改革、推迟改革或减慢改革。要在不断推进改革中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不断地化解风险。

　　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化解风险、确保稳定、深化改革，主要在于政府改革抉择的科学和智慧。我们的改革是理性的改革，理性的改革需要有理性的政府，而改革中理性的政府，首先是善于决策的政府。

　　改革的过程总是表现为国家政策的变动，而国家政策变动的“定格”，无非是政府一个个改革决策，改革就是一系列改革决策的“串联”和“并联”过程。“串联”得不合理，会增大改革的阻力；“并联”得不合理，会使社会的“电流”过强从而使社会负荷超载造成事故。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改革中政府理性的、科学的、智慧的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一、“朝四暮三”原理假设和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改革中的风险，很多来自利益矛盾。改革中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最根本的是利益约束，在利益约束中，最主要的又是短期利益的约束，而短期利益的约束是由民众的“朝四暮三”倾向所决定的。《庄子?齐物论》中有个寓言：“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堀，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众狙并非不知“名实未堀”，而是先图眼前多，至于以后多少，先不管它。庄周这里虽讲的是猕猴，实是以猴喻人。我们可以借此提出“朝四暮三”原理假设：人有一种追求眼前利益即短期利益、忽视未来利益即长远利益的倾向。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原理假设来分析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分配决策。

　　改革有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分，从长期看，全体人民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这点恐怕是不会有人怀疑的；但从短期看，改革必将对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和再分配。对于既得利益者，无论是绝对减少，还是相对下降，都会增加改革的阻力。就大多数公众来说，对改革的评价及其对改革所选择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一般并不认真去测算长期利益，而是看改革能给自身带来多少短期利益。改革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或照顾既得权益，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多数公众对短期利益的渴望，改革就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改革的长期目标也就得不到实现。因此，政府在改革的决策中，就不得不牺牲一部分长期目标来满足短期目标。这种决策的负倾向看起来是违背决策常规的，但却是维护稳定、动员公众支持和积极参加改革所必需的。

　　二、新体制的重塑和过渡性的症状

　　改革的过程是新体制的重塑过程。新体制的重塑有三种方式：一是注入式重塑。即先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体制，而是在旧体制中注入新的机制，在新的机制增长过程中对旧的体制进行蚕食，从而使新的体制成长起来。二是交叉式重塑。即在一些方面一些领域已经以新的体制取代了旧的体制，而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领域旧的体制继续存在并起作用，两种体制在不同的领域或在同一领域的不同环节同时存在，和平共处，在新的体制部分扎稳脚跟力量强大之后，再并吞旧的体制。三是断裂式重塑。即旧的体制一下子全部取缔，代之以新的体制。在这三种体制重塑中，前两种重塑属于稳妥式和渐进式重塑，也可称温和式重塑，后一种重塑属于激进式重塑。第三种重塑方式从理论上说是最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大风险。而且，体制的断裂式重塑要求人们的观念、传统习惯的断裂式重塑，即新的观念与新的体制相对接，而这比体制本身的断裂式重塑难度更大。因此，一般来说，在体制改革的决策中，断裂式重塑是应当避免的。

　　三、改革的频率、幅度和社会心理负荷度

　　在改革中，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的新体制重塑方式，都存在一个改革的频率和幅度问题。改革的频率是指改革的步伐前进的速度，它表现为改革的方案、政策等不断出台的速度。改革的幅度是指改革的步伐的跨越度，它表现为改革的新方案对旧体制的偏离度。显然，改革的频率越快，幅度越大，改革推进得就越快。但改革推进的速度却要受社会心理负荷度的制约。改革中的社会心理负荷度是指公众对改革新方案的接受程度和对新体制的适应程度。改革的频率和幅度如果超越了社会心理负荷度，就会出现社会经济震荡。旧的体制虽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却有很大的惯性，这种惯性不仅表现在体制本身，尤其表现在这种旧体制在公众心理上形成的文化积淀及其心理和行为的定势。当改革给公众带来利益时，公众一方面会欢迎和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旧的文化心理积淀的束缚；公众一方面感到改革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另一方面又留恋旧体制的安逸；一方面看到“泥饭碗”中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又留恋“铁饭碗”的牢靠；一方面在竞争中觉得精神振奋，试图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害怕风险。这种相悖的心理矛盾往往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因此，政府在改革的决策中认真研究社会心理负荷度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什么方案、政策的出台，都要认真测算公众社会心理负荷能力及其规律性。一般说来，改革的顺利进行与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是正相关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稳定又与公众的社会心理负荷能力是正相关的，而公众的社会心理负荷能力与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个人未来利益的预期和对社会经济变动的心理准备又是正相关的。改革中政府任何方案和政策的出台，不仅要考虑到经济的可行性，尤其要考虑到社会的可行性，而且社会可行性比经济可行性更为复杂。不要简单地认为，只要给公众带来利益就一定会得到公众的支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阻力不一定都来自利益的受损者，有时候却来自那些未来可能获得好处的人们。所以，在改革中，政府就应对改革的频率、幅度和公众的社会心理负荷度进行对比，使改革的频率、幅度小于社会心理负荷度，使公众对改革的顺向心理大于逆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