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对外开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国内的发展必须在全球背景下来谋划，必须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科学认识贸易顺差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大幅攀升，连续跃上几个台阶。2004年为420亿美元，2005年达到1020亿美元，2006年增至1775亿美元，2007年进一步增至2622亿美元。从改革开放初期把出口创汇作为基本目标到目前控制贸易顺差，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表现。

　　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崛起一般都伴随较大贸易顺差。美国在1876~1970年的95年里，只有3年是逆差，其余92年均为顺差，贸易不平衡度有26年高于20%；德国自1952年起，55年来一直保持贸易顺差；日本自1981年起也一直是顺差，有的年份贸易不平衡度甚至超过25%。我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进入顺差时期，且贸易不平衡度一直低于10%。我国目前出现的较大贸易顺差是新的国际分工的结果。近20年来，发达国家逐步将本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抓住机遇承接转移，同时也把供给能力承接了过来。据统计，2000~2006年，美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的比重从12.2%下降到8.1%，欧盟从19.7%下降到14.8%，日本从12.9%下降到9.5%，而我国从15.3%上升到34.6%；同期台湾地区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下降78.4%，日本下降48.7%，而我国增长了7.5倍。投资的快速增长也使得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日渐突出。如手机产能达到5亿部，超过国内需求2.5倍；汽车产能达到1000万辆，超过国内需求200万辆；接近90%的纺织品、服装供过于求，综合加工能力过剩15%~20%。与产能过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消费增长相对缓慢，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66%下降到2007年的不足50%。在这种情况下，外需就至关重要。如果把顺差压得过急、过猛，就可能使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变化，要调整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政策取向，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杜绝以牺牲资源、环境和工人正当利益为代价来发展出口。要把扩大进口作为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着力点，尽快研究制订系统的进口促进政策，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减少和放慢国内开采，大量增加战略资源储备。进一步扩大技术进口，尽快提高重要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随着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越来越多，“十一五”乃至“十二五”期间外贸顺差都会保持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方面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物质产品的依赖，增加我国的主动权和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建立适应这一要求的用汇渠道和机制，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避免外汇储备过多的压力，既要从贸易上做文章，更要在资本项下找出路。例如，德国是世界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其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主要做法就是大量对外投资。2005年德国对外投资规模高达4677亿美元，是其贸易顺差的2.4倍。

　　二、扩大对外开放领域

　　积极承接国际高端制造业的转移。30年来，我国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轻工、纺织、家电等行业的产业规模都处在世界前列，我国已成为全球消费品最大的供应国。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呈现出高端化的趋势，由以一般的消费类产品为主，转向以冶金、化工、机电等重化工业为主，发达国家这类产业的规模是消费类产品的2倍，而且不仅是资本密集型，更是技术密集型。如果我们继续抓住机遇，承接国际高端制造业转移，将会迅速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大大加快工业化进程。值得指出的是，新一轮产业转移仍以跨国投资为主要载体，一般是先采取产品内分工方式将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环节先转出来，所以往往是以并购方式在东道国投资。在这种形势下，千万不能以我国资金多了、外汇多了而限制外资进入和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而是要完善利用外资政策，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在规范的基础上，允许外商对内资企业的并购。其实与“绿地”投资相比，并购可以减少土地等资源的占用。从以往的经验看，有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拒绝跨国公司收购，而最终会在市场压力下逐渐萎缩。局部的阶段性控制权的让渡，有利于更多地承接高端制造业转移，在长远的战略利益上是值得的。

　　把服务业作为新的开放重点。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基础上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放宽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比例，改变我国银行业开放度过低的状况。加快电信、铁道、港口、民航、公用事业的开放步伐，促进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加大商贸物流等生活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引进新型业态和管理经验，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要研究制定鼓励政策，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扩大建筑、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促进信息、金融、文化等新兴服务出口。要理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信息传递机制，加强法规和标准建设，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有序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开放程度较低，扩大开放有利于加快发展。目前我国教育和医疗服务供应不足，适当扩大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加教育和医疗服务供应，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产品的出口潜力很大，关键是如何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着力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运作方式，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品出口，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三、以对外开放促进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通过开放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把引进与创新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要从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认识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的差距，防止被已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高估我们的实力。巴西等拉美国家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的路子是行不通的。必须把自主创新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之上。

　　通过吸收和利用国外技术实现创新。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科技研发方面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要在自主创新方面尽快取得突破，必须避免“撒胡椒面”，要把涉及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基础研究、国外对我实行封锁的重要技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三大领域作为主攻方向。目前，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方面有很大潜力。日本、韩国工业化时期引进技术费用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1∶5到1∶8，而我国目前这一比例为1∶0.06。应建立技术进口、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一体化机制，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政策，提高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对于国外设立出口壁垒的技术，鼓励企业通过在发达国家建立或并购研发机构和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直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有关资料显示，在1992年底之前，日、韩等国曾在美国设立250多家独立研发机构，其中日本公司设立了150家，韩国公司设立了15家。我们也应该借鉴日韩等国的成功经验，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截至2007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已超过1200家，伴

　　随国际产业转移高级化的趋势，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和高端技术外移的势头会更猛。实践证明，这对于带动东道国研发能力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目前，影响我国承接的最主要障碍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会降低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技术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这不仅是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需要，也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同时还要加快形成有利于跨国公司正常技术溢出的体制和市场环境。比如，科技人才自由流动，支持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合作，倡导双方开展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攻关，等等。

　　实施品牌战略。品牌是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市场反映。技术积累和产业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将会催生品牌大量涌现；反过来自主品牌的发展又会带动科技创新。我国的制造业特别是消费品已经占世界市场很大份额，但自主品牌却很少，导致附加值较低。现在是到了发展自主品牌的时候了，通过培育品牌全面促进自主创新。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前提下，完善自主品牌出口促进政策，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支持名牌企业设立境外营销机构和售后服务体系，直接进入终端消费市场。

　　四、优化对外开放布局

　　根据沿海发达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要把优化开放布局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明确开放的方向和重点，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开放区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东部发达地区要“承外启内”，推动对外开放上层次上水平。要利用好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大力吸引承接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地区总部，促进区内产业升级。同时要充分发挥辐射和扩散效应，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龙头，形成三个东西一体、分工合理的对外开放带。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特殊功能区要加强制度创新，继续发挥开放先导作用。

　　把中部地区作为新的开放重点，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完善物流设施，形成一定的政策优势，积极承接国外和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既发挥自身劳动力充足、产业基础好的优势，也为沿海发达地区腾出新的开放空间。以省会和中心城市为依托，打造开放平台，形成若干产业集聚度高和带动力强的区域性开放中心。发挥长江的黄金水道优势以及京广、京九、陇海等铁路大动脉的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中部崛起的沿江开放带和铁路沿线开放带。

　　实施沿边开放战略，把西部大开发与向西开放结合起来，做实上合组织和“10+1”等区域合作机制，缓解国内能源资源矛盾，拓展周边市场空间，实现安边、富边，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加快陆路口岸改造，提升通关条件和通关能力，建设若干条铁路、公路的跨境大通道。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能源和市场情况，建设进口资源加工区、边境出口加工区、大型边境贸易中心、跨境经济特区等，作为实施沿边开放的重要载体。

　　东北老工业基地要以开放带振兴，利用重工业基地的优势，发挥工业体系完备的有利条件，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历史机遇，以对外开放为龙头，以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积极利用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传统产业和国有企业振兴，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30年来，我们通过“引进来”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取得了很大成绩。与之相比，“走出去”的发展却比较滞后。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我国吸收外来投资居世界第3位，但对外投资仅排在世界第17位，只占全球的1.5%。我国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的比例为1∶6.3，明显低于1∶2.8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加快“走出去”步伐，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外部能源资源供给渠道，减轻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消化高额的外汇储备，同时还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实施“走出去”战略，既要积极，也要稳妥，有重点、分步骤推进。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和需要看，应以以下几个领域作为重点：

　　境外资源开发。目前我国能源资源短缺状况越来越严重，对境外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境外资源供应宜采取4∶4∶2的比例，即40%靠境外自主投资开发、40%靠长期供货协议、20%靠现货贸易。目前我国利用境外资源主要依赖现货贸易，由于投资开发少、权益资源少，我们只能做国际市场的大买主，不足以和高度垄断的卖方市场博弈，甚至陷入越买价越高、价越高越买的循环。加快境外资源开发已成为当务之急。要在继续支持国有大型石油公司在国外建立能源基地的同时，引导民营企业有序投资境外能源资源开发，这样做风险分散，目标小，方式灵活，容易被东道国接受，也有利于消除发达国家的疑虑。应减少对这类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同时要制定必要的财税、金融政策，给予支持。

　　境外加工贸易。目前我国轻纺、家电、机械等传统产业的规模已十分庞大，产能过剩的矛盾非常突出，贸易摩擦频发，出口阻力越来越大。而发展中国家也希望我国企业开展合作，带动他们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加工贸易投资相对较少，管理比较容易，适合我国多数企业。应进一步采取财政贴息、优惠信贷、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从事境外加工贸易。通过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平台，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一种对外投资方式，有利于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集群式“走出去”，降低风险，发挥规模优势，应大胆探索。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应该在继续扩大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要进一步转变对外承包工程增长方式，积极鼓励企业以BOT（建设－经营－转让）等多种形式承揽承包工程项目，支持企业“以工程换资源”和出口信贷项目“债转股”，推动对外承包工程方式多样化。劳务输出方面，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扩大海员、空乘、软件设计、医护等高层次劳务的规模，拓展中文教育、体育交流、家政等新的劳务领域，提高对外劳务合作的附加值。

　　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配置全球资源的主体，也是知识产权、品牌、国际营销网络的载体，因此，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建设经济强国的需要，应高度重视。要深入研究后起国家培育本国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并且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好当前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面临的人才、融资、外汇管理等突出问题，为企业跨国经营创造良好的政策与体制环境，支持我国跨国公司的健康成长。

　　六、深入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际环境对国内发展越来越重要。

　　维护和发展全球经贸体系。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维护和完善全球经贸体系，坚持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应更加积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的活动，有效推进多边经贸规则的完善，在更高层次上维护我国经济利益，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加强与有关各方的磋商和协调，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多哈回合早日取得成功。同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按照平等互惠、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以周边地区、资源富集地区、主要市场和战略伙伴为重点，逐步构建发达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在自贸区建设中，要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鉴于目前我国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与我国贸易逆差大的发展中国家商谈自贸区时，应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照顾其经济利益，以换取政治外交上的支持，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比如，目前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很强，适当降低进口关税，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并且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我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就是最好的例证。

　　加强和改善与各类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既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也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好政府间经贸混委会等双边机制的作用，并不断发展完善。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大国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外部资本、技术来源，要努力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强调相互依赖性，重视彼此关切，尽可能减少矛盾和冲突。积极参与八国集团等组织的活动，加强与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要进一步密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妥善处理利益矛盾。通过合作开发等方式，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我国财力逐步增强的情况下，不断扩大援外规模，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动承担与我国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客观认识“中国责任论”，积极承担气候、环境等方面与我国能力相符的全球责任。制定和调整国内财税、货币政策要考虑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在注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同时，也应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要把树立企业的国际形象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积极引导企业文明经商，主动用国际通行规则规范经营行为，努力减少恶性竞争，避免非法竞争。督促“走出去”的企业尊重东道国文化，守法诚信经营，热心公益事业，保护生态环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七、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对今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要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特点，建立与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增强风险控制能力，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辩证认识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一方面，对外开放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也就谈不上国家经济安全。邓小平同志讲，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开放就是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开放可以取长补短，提高竞争力，从而获得发展，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国际市场波动等因素也可能会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冲击。关键是开放的措施是否得当，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机制是否健全。只要开放得当，应对有力，就完全可以在利用国际机遇的同时，将开放的风险降到最低，使国家经济安全得到有效维护。

　　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主导的，内需大，主动性才更强，对外依赖就会减少。没有内需的缓冲，外部波动的危害就更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把内需真正启动起来，既有利于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又能有效降低国际市场波动所带来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民经济增长更要建立在内需主导的基础之上，优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消费需求。我国有13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这是今后我们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内需和外需，在继续重视外需和发展出口的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早日扭转我国内需增长滞后的局面。

　　有效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继续坚持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利用间接投资为辅；审慎开放资本市场，把资本市场开放的步骤与国内金融改革的进程结合起来，稳健有序地实施资本管制的自由化；健全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机制，尤其要防止境外资金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牢牢把握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健全产业安全机制。要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处理好扩大开放与适度保护的关系，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和贸易救济机制，防止进口和外资并购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制定并动态调整我国战略性产业清单，适时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健全我国外资准入、并购审查制度。抓紧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完善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法律法规，制订《中国产业安全法》及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具体程序和办法，构建外资并购安全和反垄断审查的法律体系。要正确处理安全和反垄断审查与正常外资并购行为的关系。既然跨国并购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对一般的、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垄断的外资并购活动，应持积极态度。

　　构建外部战略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体系。要搞好能源资源的全球战略布局，通过自贸区等手段，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能源资源富集区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把境外能源资源开发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利用援外、投资、合营等综合手段，为国内企业开发境外资源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推动进口多元化，利用进口大国优势增强价格话语权。同时，要加快建设国际大通道和海外运输安全网。

　　切实保证国内粮食安全。我国粮食安全已由价格转向粮源，要以开放的视野研究制定国家粮食战略；建立稳定的外部粮食供给渠道，要把建立稳定的外部供给渠道放在战略位置来抓，适当扩大粮食进口，争取与世界粮食生产大国签订双边协议，尽快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农业大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推动农业“走出去”在境外建立粮食生产基地；按照国际规则完善农业扶持政策，要重点支持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农民素质教育和技术培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支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改善农业信息服务。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