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蔡荣是在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商住两用的楼房里，杂乱的办公桌前堆满了各种空白的票据，大多都是已经打印好了的空白借据。这位“资金倒爷”一天都忙着接电话。“我将短期借贷的利率调高到3.5分，就这还有很多人要借，年底这个需求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做企业变成做钱庄

同大多数“倒爷”一样，蔡也有自己的生意，他在温州经济开发区有一个200人的工厂，每月创造着300万元的利润，一直以内销为主的厂子受今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所以他现在有更多精力投在“钱庄”的业务中。

蔡荣很大方地承认自己现在正在做的正是“钱庄”，但他说一开始做的并不是这个。据他介绍，在初期，他手上有一部分闲钱是生意伙伴们为了解决各自企业资金周转问题，当时大概有2000万元，合伙人当时有6个。这笔钱交给他做，是因为合伙人认为他当时有个厂，效益还不错，即使资金收不回来，至少他还有一个厂可做抵押。

“钱都是大家自己拿出来的，但当初，钱并不外借，我们有个内部协议；在一定时间内，这些钱都是集中提供给需要钱的合伙人使用，并支付约定的利息，这相当于一个互助的形式。”蔡荣称，但当合伙人企业度过了早期发展阶段并运行正常以后，内部就出现了大批闲置资金，而这些互助资金对合伙人的意义相对下降，同时又由于温州当时社会资金需求很大，因此我们就商量将原先用于内部互助的资金向外放贷，并采用类似于银行信贷的管理体系，于是这个地下钱庄便随之出现，一眨眼，做这一行已经有12个年头了。

蔡荣称他的盘子最大时，一年放出去的资金有1亿元，一年保守收入是几百万元。浸淫此行多年，蔡荣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开始做钱庄后，他的上家跟以前一样都是和他一起闯荡的一些生意伙伴，因为做这行有些年头了，所以有更多的生意伙伴们很放心把他们手上的一些闲钱交给他去打理；没有资金可借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给蔡荣介绍几个“上家”或者“下家”；那些做生意暂时缺钱周转的小老板，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客户——“上家、中间人、下家”，这基本上形成了蔡荣的“生意圈”。

蔡荣称，上家自然是有闲钱的富人。“有些人，本身自己没钱，但依靠房产从银行获得了贷款，或者向别人融了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叫我来‘放贷’，这样的客户我是不做的。”蔡荣说，“至于‘下家’，基本都是熟人，或是熟人介绍的，自动找上门的生人一般不借，即使借了利息也会很高。”蔡荣说，做熟人的生意，自己觉得风险可控，“至少我能了解，这个人平时信誉如何，生意经营得如何。”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温州当地一位在迪拜做外贸的客户，急于购入当地20多个商铺，苦于没有资金，找到蔡荣，想到当时很多中国人在中东投资地产，于是蔡荣拿出1000万元，为此，他还陪同客户一起中东考察。三个月之内，该客户将商铺转手倒卖给温州、义乌一带的商人，商铺转手成功，蔡荣也取得了开门红，“康庄大道”由此开张。

一天放出1000万

蔡荣的公司不属于在工商局注册的担保公司，而是冠以某投资咨询公司之名。在蔡荣的办公室里，《中国经营报》记者体验了他工作的繁忙，其中不少客户的资金需求都在百万元以上。

上午10点左右，蔡荣接到一位叶某的电话，对方说要借100万元，蔡马上就跟另外一个朋友章某打了电话，很快，章某回来电话，说钱已经转到他的户头上了。随即，蔡荣便嘱咐手下工作人员把这笔钱再打到叶某户头上。该交易前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而其中没有履行任何担保、借据手续。正在记者担心之际，蔡荣告诉记者，借钱的朋友在广东开厂，也是温州人，100万元借款是用于周转银行的利息，而章某则是他的老“银主”了。“需求不是很大，又都是熟人，所以没必要走这些程序。”蔡荣介绍，“但绝大多数放款都是要履行相关手续的，也不是所有的需求都会满足。”记者在蔡荣办公室里待了3个小时，其间蔡已经拒绝了5、6例借款需求。

蔡称，一般他们从上线那以2～3分的月息“进货”，然后再以3～5分的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差。“也不能把利息定的太高了，否则风险就大了。”

蔡荣表示，按照央行规定，借贷利率高于法律允许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3倍的为高利借贷行为，而按照国内银行现在的利率，折算下来月利率不过0.5％左右，月利5分，则是国内银行利率的10倍。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以叶某的这笔借款为例，他是以2分的利息从章某那里借到钱的，然后再以2.5分的利息借给叶某，其中再抽取0.5分利息作为自己的佣金。

记者在蔡荣办公室短短3个小时里，他已经接到了近20个“筹钱”电话，“大多不能做，能做的也只有5、6单，也都在10万到500万元左右。”据他介绍，这些需求里面大多都是短期融资，很多是企业主，因为年关将至，大多都缺钱，他预计他今天能放出去1000万元左右。

民间融资火爆

作者：徐永

自从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长三角企业对外出口减弱，不少企业资金链绷紧，但通过银行等传统正规渠道获得资金却远非易事，在迫切的需求之下，民间融资更显火爆。其实，对于长三角的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各种担保公司、地下钱庄融资早已成主流，但是，在现在资本市场恶化的情况下，民间资本更受青睐，有的民间借贷机构一天甚至可以接到几百个咨询电话。为了保证中小企业生存，鼓励民间融资，国家也加速出台了一些让民间融资机构合法化的政策。目前长三角的民间融资如何火爆？被称为“灰色金融”的地下钱庄机构如何运作？投资者是什么心态？本专题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企业渴求民间融资

“11月18日是我们公司开业满月的日子。截至11月21日我们已经发放贷款6400万元。”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献勇对这个数据很满意，他认为，等不到年底恐怕总额1亿元的资本金就要用完了。

这样的“开门红”在浙江各地是一致的。10月13日，温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开业，半天时间即贷出2550万元。另外，浙江首家获批的小额贷款公司——海宁的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6亿元）开业不到一个月，也已贷出了4000多万元。

金融危机绷紧了长三角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民间融资机构却因此更火了。一些民间融资机构，往往一天接到上百个中小企业的融资电话。统计显示，国内正规金融系统只能满足中小企业少量资金需求，而大量的资金需求则是通过民间融资机构满足的。

既然民间融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作用无可替代，政府的作用是加速让它们合法化。民间借贷分为无息（白色金融）和有息两中，有息里面又可分为一般利率的借贷（灰色金融），以及高利贷（黑色金融），也称地下钱庄，风险高的“黑色金融”是央行“收编”的主要对象，而其他借贷形式则对社会危害不大。今年以来，央行推进民间金融合法化的迹象十分明显，包括央行研究局相关人士在内，近期频频在公开场合呼吁推动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而国内除了村镇银行的开设、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逐步增多外，《放贷人管理条例》出台的呼声也很高。

温州地下金融业样本

11月21日，就企业资金链日趋紧张的现状，温州市政府紧急在全市开展了一项资金需求调查，包括企业目前的资金缺口规模、原因、抵押品、偿还方式等，截至11月26日，已有近50家温州企业上报了该数据。

“去年我们测算民间借贷的规模还只有500亿元，今年已经达到了600亿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最近增速更快，估计现在实际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600亿元。

不过，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体系外，周德文表示，这两个数据都不是精确测算的结果，而是根据相关数据估算而出。具体而言，温州的民间资本包括两部分：根据温州银监分局的相关统计，前年温州本地的民间借贷规模在4000万元左右(不包括汇往外地的款项)，这个规模每年保持18％～19％的比例增长；另外一部分，则是温州人在外创办的5万多家企业，所形成的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

具体形式，则包括私人、亲朋好友借贷；企业之间相互拆借；还有名目繁多的机构借贷，诸如投资银行、担保公司、台会或合会、投资公司、租赁公司以及典当行等。

周德文推算，目前温州的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估计通过民间借贷的比例已经高达30％～40％，大大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名为《温州金融业发展报告》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约占全社会金融市场份额的20％。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民间金融鼎盛时期，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增长甚至超过银行信贷。

全国企业资金饥渴

不只温州，全国银行体系的“惜贷”，都加速了企业转而寻求地下金融的冲动。今年9、10月份，国内本外币的贷款增速分别为14.73％和14.6％，比去年同期呈现下降趋势。贷款增速下降，表现出国内资本市场在融资上一片低迷，这种情况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转而蜂拥寻求地下金融的支持。

一家东莞银行公司部门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今年以来，该银行收紧贷款的一些企业，最终都走向了借助地下钱庄这条路，部分还是通过境外的机构，年借贷利率一般也在80％以上。“该人士表示，这类企业有的并不符合银行当前的相关授信标准和条件，不过如果企业铤而走险，愿意承受地下钱庄100％以上甚至更高的利率水平，银行也会怀疑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恶化，后期是否续贷会更加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