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后的中国迎来的战略契机

刚刚结束的G20峰会达成了许多方面的共识，从总体上看，比预想的情况要好。各国领导人为世界金融体系制定了一些新规则，包括加强金融机构全球性监管、加强对冲基金的监管、建立统一的国际财务规则、结束“避税天堂”现象。此外，还对IMF增加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各成员国都有资格获得。各国还将为IMF增资5000亿美元，中国是主要的增资来源国。G20结束后，全球股市一片大涨，显示了市场对峰会的积极反应。

中国对于此次会议的成果，可以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西方制定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和西方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这些规则代表了西方话语体系，某些方面对中国有利，但是很多方面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却形成了障碍。此次金融危机是中国式话语体系“走出去”的机遇。我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改革经验，尤其是体制转轨过程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局势稳定的经验。这些经验应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应该要对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作出贡献。

其次，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一直很大。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人要走出去、资源要运进来”。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走向全世界，中国要利用全球的资源，都要求我们更深层次地参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竞争。但是，在过去西方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的“走出去”战略进行得很不顺利，例如：我国的公司在非洲、澳洲等地开展的资源性投资，就多次遭遇国际政治层面的杯葛；我国剩余劳动力走向世界的路也很坎坷。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中国在世界银行、IMF、WTO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影响力将会逐步扩大；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

第三、中国应该考虑利用外汇储备多的特点和日益增长的国力，在当今世界主流经济规则以外建立一套自己能够控制的国际性金融组织。例如，现在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银行、IMF、WTO等，都为欧美国家所控制。我国要想进入这些组织的核心阶层并谋求领导权，时间会很长而且成本很高。我们应该考虑“另起一个炉灶”，作长远打算。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在上海建立“发展中国家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我们可以扩大中非合作基金的规模，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中非发展银行”；我们还可以成立面向东盟的“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组织”、面向独联体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货币基金”等。成立这些新的国际合作组织完全可以避免欧美国家的经济控制，还可以给原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金融组织形成压力和竞争。现在的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其总部基本上都设在西方国家，代表的是西方对世界的控制和主导。未来的世界性组织的总部完全可以在中国设立，前提是中国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趋势能长期持续地进行下去。

第四、我们还应该清醒认识这次会议的成果，不能盲目乐观。G20峰会只是为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国际框架和基本原则，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延伸到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但是，即使是全球性危机真正发生，对于我们也是重大的战略机遇。“乱世出英雄”的道理也可以推广到“乱世出强国出超级大国”，当年的英国、苏联，现在的美国，其超级大国的地位都是来自于“乱世”，或者说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时期。“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我们现在应该有“大乱”的战略准备，也要有长远打算，为将来的“大治”做好规划。

最后，这次金融危机还带给我们一种解决国内问题的全新的眼光和思维。全球化时代的任何危机都有一种“传导性”的路径依赖。许多主权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危机都有可能“外部化”“国际化”。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关起门来解决矛盾也不行。我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许许多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如：三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老龄化问题、资源短缺与浪费问题、教育医疗问题等等。我们以往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往往局限于国内；其实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解决思路都离不开国际社会。例如，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走向世界、国内资源短缺问题要面向世界、环境保护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课题等等。如果我们能打开思路，从全球性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有效面对这些矛盾问题，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内的问题“外部化”，减少这些问题给我国未来发展道路带来的风险和干扰，为我国的现代化之路扫除障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