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报告

（一）城市文化竞争力：温州雄踞榜首，东部优势明显

温州、深圳、青岛位居文化竞争力前三甲。温州在此排名中表现非常抢眼，总指标及四项子指标均位居榜首。在排名前10的城市中，东南地区城市占据了8个席位，环渤海及中部各占1席。此外，从行政级别看，前10名中有6个地级城市、2个副省级、1个省会、1个特区，行政级别总体较低。由于文化竞争力的量化方法是用调查问卷打分的方法进行的，其中存在一些主观因素，但文化竞争力前10名表现出较强的区域性和行政级别性却是不容忽视的。

所选51个城市的竞争力表现出很强的行政级别性。与文化竞争力前10名的情况相对应，后10名的城市表现出行政级别较高的特点：5个省会城市，3个副省级省会城市，1个直辖市，1个地级市。但后10名城市没有表现出区域性，区域比较分散。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并未呈现出特定规律性。

上海、北京的文化竞争力排名分别为第24、34位，在51个城市中属于中下水平。这和绝大多数人的经验感觉大相径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此项排名是靠调查问卷进行的，存在一些随机因素；二是不同区域的居民对调查问卷各项评分标准的心理预期不同，在北京、上海等较大的城市，其居民对各项评分指标有着更严格要求的倾向，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评分普遍较低。

城市文化竞争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差距较大，文化竞争力排名前10的城市只有3个在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跻身前10，而文化竞争力排名第4的台州综合竞争力仅排名第63，差距为59名。选取的51个城市两项排名平均差距为20.24名。

（二）价值取向指数：温州领先，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名列前茅

温州、深圳、东莞名列前三名。东南地区表现出了很强的优势，在前10名中占据8席，另外两席被青岛、潍坊两个环渤海城市占据。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3个城市均名列前10，此外还有3个超过了8000美元的城市也位居前10名行列。价值取向指数和城市发展水平表现出强的正相关性。价值取向指数主要由重商意识、赚钱欲望和消费倾向三个子指标构成。它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竞争力。惠州、扬州和长沙在此指标的排名靠后所造成的不足由其他三项子指标弥补，所以整体排名仍名列前茅。

从51个城市整体来看，价值取向指数排名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整体一致性不太强。排名平均差距为9.25名，差距最大的为27名。从区域来看，此指标排名靠前的多为东南地区城市，西南、西北城市则普遍排名靠后，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则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从行政级别看，排名靠前的城市行政级别均不太高，前10名中地级城市占到6个；而排名后10名的城市行政级别普遍较高：省会城市2个，副省级省会5个，特区1个，直辖市1个，地级城市1个。从城市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较高的城市排名普遍靠前，人均8000美元以上共15个城市，指数排名前20名的占了其中9个，而排名后20位的仅占2个。

51个城市的排名出现明显地同区域分化：在排名前10的城市中，东南地区城市占8个，环渤海城市占2个；而排名最后12名的城市中，东南地区城市占4个，环渤海城市占4个。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一是环渤海、东南区城市发展水平不平衡。如人均GDP最高的东南城市是香港，人均GDP高达18184美元，而同为东南城市的澳门仅为5790美元。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影响居民的价值取向；二是行政级别的差异的影响。排名靠后的城市行政级别均较高，而排名前列的大多为地级市。这种行政级别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居民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指数排名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整体上有较好的一致性。文化竞争力前10名城市中，除惠州（排名第27）扬州（排名第36）和长沙（排名第16）外，其余7个城市的价值取向指数排名均为前10。价值取向指数排名整体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较吻合，但也出现扬州、合肥这样排名相差27位的情况。价值取向指数主要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的价值观，它只是文化竞争力的一个方面，文化竞争力指标有更好的全局性。

（三）创业精神指数：温州第一，地级城市更具创业精神

温州、深圳、台州位居前三名。东南地区城市在前10名中占据5席，西南、中部、环渤海城市各占1席。从行政级别看，前10名城市中地级市居多，共5个，副省级2个，直辖市、副省级省会和省会各1个。从发展水平角度看，前10名城市普遍发展水平中等偏低，除了深圳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青岛超过8000美元外，其余8个城市均在3000~7000美元之间。创业精神指数主要由辛劳精神、闯荡意识、竞争心理三个子指标构成。它反映出行政级别、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愿意辛勤劳作、外出闯荡、参与竞争。人口规模和创业精神指数排名没有表现出相关性，不同的人口规模分散在排名的不同层次。

从51个城市整体来看，创业精神指数排名仍然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整体有较好的一致性。排名平均差距为7.22名，差距最大的为27名。创业精神指数排名表现出较强的行政级别性：行政级别低的城市排名靠前，在排名前20名中，地级市占11个；而行政级别高的排名普遍较后，排名后20名的城市中，仅2个地级市，特区直辖市5个，副省级2个，副省级省会6个，省会5个。区域性在排名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排名前半段绝大多数都为东南地区城市，而东北、西北、西南城市普遍靠后。重庆在其中可算一个特例，它在创业精神指数排名中名列第4，是前30名中唯一可见的西部城市。

重庆在西部城市中脱颖而出，其创新精神的主要动力一是由于重庆人口众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十分激烈，同时过剩的劳动力只能通过外出闯荡谋生；二是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重庆吸引了不少商机和人才，这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创业精神。

北京、上海、东莞和香港在此项指标的排名颇令人大跌眼镜。这4个在此指标上本应颇具竞争力的城市排名分别为第45、34、27和33名，在51个城市中均处于中下游水平。主要原因是不同城市问卷调查者的心理预期差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居民对辛勤劳作、外出闯荡、参与竞争有更严格的界定。

创业精神指数排名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整体吻合较好。创业精神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有7个在文化竞争力中排名前10，而排名后10位的城市在文化竞争力中均排名34位之后。两者排名差距较大的是泉州、东莞和香港。创业精神指数主要反映了一个城市居民对自己城市的主观看法，评分标准受主观心理因素影响较大，而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是四个子指标的加权平均，各指标反映的侧重点不同，可互为参考。

（四）创新氛围指数：温州领跑，中部长沙突出

温州、深圳、香港位居前三甲。从区域来看，前10名中东南地区城市占有大半江山，此外环渤海城市占2个，西南和中部城市各占1个。从人口规模看，年平均人口超过500万人的有4个，200万~500万人的有3个，100万以下的仅绍兴一个。从城市发展水平看，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3个城市均名列前10名，此外前10名中还有3个城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整体而言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从行政级别看，前10名城市整体处于中上水平。

从51个城市整体来看，创新氛围指数排名仍然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整体有较好的一致性，但个别排名差距较大。排名平均差距为7.08名，差距最大的为34名。创新氛围指数排名的区域特征不太明显，但从总体而言，东南部排名要比西部和中部靠前。从城市人口规模看，排名和其相关性也不高，但年平均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三个超大城市排名均在中上水平。从城市发展水平看，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的城市除威海外，其余排名均比较靠前。从行政级别看，呈现两头行政级别较高、中间行政级别较低的现象。

长沙和成都分别是跻身前10名的中部和西部城市。创新氛围指数是由求新意识、平等观念、兼容心理三个子指标构成的。长沙和成都能分别从各自的区域脱颖而出，较高的行政级别和城市发展水平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威海，尽管人均GDP在9000美元以上，但由于这种高人均收入主要是由于威海的人口规模非常小，并且它只是一个地级城市，所以它的创新氛围指数排名在51个城市中名列倒数第三。

创新氛围指数排名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存在一定的差距。创新氛围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有6个在文化竞争力中排名前10，而排名后10位的城市在文化竞争力中均排名36位之后。但创新氛围指数排名第6的成都和第10的北京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为分别为第40名和第34名，两者排名差距在20名以上的还有绍兴、郑州、无锡和嘉兴。差距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大的。创新氛围指数侧重反映一个地区求新、平等、兼容的特点。在分析一个城市这方面特征的时候，此指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五）交往操守指数：温州最具交往操守，中小城市表现更好

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为温州、扬州和嘉兴。从区域看，前10名被东南地区城市和环渤海城市包揽。从人口规模看，除香港外，其余9个城市年平均人口均在300万人及以下，属于中小城市范围。人均GDP水平跨度较大，从4874美元到18184美元，未呈现出明显规律性。从行政级别看，特征非常明显，前10名城市中，前7个均为地级市，后3个城市一个是特区，一个是副省级城市，一个是副省级省会。整体而言，行政级别比较低。

从51个城市整体来看，交往操守指数排名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整体有较大的差别。整体排名第2的深圳此排名仅为第27，而深圳其他三个二级指标排名均为第2。交往操守指数排名的区域特征非常明显：排名靠前的除一个中部城市外，其余均为东南和环渤海城市。从城市人口规模看，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排名前5名和最后5名的均为人口在300万人及以下的中小城市。从城市发展水平看，人均GDP水平和交往操守指数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从行政级别看，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前低后高的现象。

交往操守指数主要由诚信意识、法制观念和协作精神三个子指标构成。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中小城市能排名相对靠前，而一些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则排名在中等水平，主要原因有：一是排名靠前的城市由于人口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熟识，诚信度会更高，协作精神也更强。而大城市鱼龙混杂，大家互不相识，事前预防欺诈及事后追究责任的能力都较弱，欺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商业大都市每日发生的交易量要比中小城市大得多，尽管欺诈事件是小概率事件，但人们一旦遇到哪怕一次此类事件，都会对该城市的交往操守失去信心，在调查问卷过程中会给分较低。

和其他三个二级指标相比，交往操守指数和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存在的差距最大。平均差距相隔10.22名，最大差距相隔35名。交往操守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仅有3个在文化竞争力中排名前10。差距在20名以上的有厦门、南京、深圳、长沙、台州和重庆6个城市。可见交往操守指数对城市文化竞争力的贡献力度较弱。正因为这种差异，我们在分析城市文化竞争力时，要根据需要适当单独考虑交往操守指数。文化竞争力得分与排名见表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