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程国强

（摄影：中国网 赵娜）

嘉宾介绍:

程国强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兼任国家粮食局专家顾问，商务部中国政府WTO通报咨询顾问，国家质检总局“中国进出口动植物风险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1997-2001年曾任中国加入WTO代表团农业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中央农村政策文件和中央1号文件起草。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发展奖二等奖。

主要研究领域：农业与农村发展、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多边与双边贸易谈判、管理体制等理论与政策研究。

曾几何时，西方人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否自给忧心忡忡，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将使全世界挨饿。然而，经过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这个有着世界第一大人口的国家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中国，也从1949年时的饥饿贫困状态步入到现在小康水平，中国人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帮助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程国强研究员做客中国访谈，回顾从饥饿到小康的中国农业60年。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曾几何时，西方人对中国粮食生产是否能够自给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中国人不能够养活自己，将使全世界挨饿。然而经过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这个有着世界第一大人口的国家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中国也从1949年的饥饿贫困状态步入到了现在的小康水平。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程国强研究员为大家梳理一下我国农业60年走过的发展道路。程主任您好，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程国强:

中国网的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首先请程主任为大家梳理一下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农业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经过了哪些阶段？

程国强:

回首60年中国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了如此众多的人口，创造世界奇迹。如果要梳理其实有很多事讲，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分析。比如可以从农产品供给角度看，60年粮食上了八个台阶；可以从体制、机制、政策调整的角度观察，建国以来也经历了4-5个阶段；还可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看，农业发展也经历了三、四个阶段。

首先，从农产品供给来看，最根本的是看粮食。粮食在60年里面整个上了八个台阶，也就是从解放初的3000亿斤开始，到90年代中期，到1万亿斤有八个台阶。基本上前30年四个台阶，后30年四个台阶。后30年的四个台阶和前30年的四个台阶相比较难度更大，因为起点更高、困难更多。

第一阶段：如果从粮食生产的角度看，基本上前30年可以算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国家为了重工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以粮为纲的方针，我们整个的农业生产都集中在单一的粮食生产上。尽管我们花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期间粮食上千亿斤的台阶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吃不饱肚子，在饥饿的线上挣扎，整个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是很高。

第二阶段：从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发端，对整个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农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调整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到现在，我们不仅粮食上了四个台阶，达到1万亿斤，使13亿人口能够吃饱饭，同时农民收入也大幅提高，农村面貌发生重大变化。

从1979到90年代中期，农业主要是抓粮食生产，但是同时没有放松多种经营。

第三阶段：从1998年开始，国家对农业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始终得到加强，但是我们也把其它的行业发展起来了，整个农村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四阶段：从2004年到现在，中央已经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最根本的或者标志性的变化就是我们取消了农业税，对农民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政策，这也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从农产品的供给、从农业的生产角度来划分的四个阶段。

第二，从体制、机制和政策调整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最根本性的变化是在建国初期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合作化运动，到后面开始搞人民公社的集中经营体制。

第二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发端，到1984年，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也就是形成了新时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第三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开始探索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尤其这个时候，整个农村经济全面繁荣的基础，是发展了乡镇企业。

第四个阶段，从1992年2002年，这期间我们深化了整个农村的改革，包括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农业生产要素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全面开放了农产品市场。

第五个阶段，从2003年到现在，拉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序幕。尤其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6个一号文件，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到现在正在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制度框架。

第三，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视角分析，农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宏观战略层面看，国家工业化有不同的战略取向。改革开放之前，前30年我们基本上是以优先发展工业为基本战略取向，那个时候对农业实施的是剥夺政策，从农业部门抽取资源支持工业、支持城市。

据我们的估算，当时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产品的价格和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价关系被扭曲，形成价格剪刀差，也就是刻意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使农业为工业提供支持。从建国初到80年代中期，通过这种剪刀差，使农业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概接近6千亿的支持，每年下来有300多亿，还加上税收等等。在这一个阶段，从战略上讲农业处在非常不平等的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如果继续这么剥夺农业的话，实际上对整个国民经济非常不利。因此，对这个战略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是由于历史的关系、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要在一夜之间转变这种对农业剥夺的趋向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国力有限，也不可能对农业有太多的支持。尽管这期间我们对农业的战略趋向做了调整，但这时仍然是农业支持工业。我们用了经济发展组织（OECD）的测算方法，大概在这期间我们每年从农业部门吸取的资源是1000亿元人民币。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由于我们农村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同时在后来改革了农村的流通体制，这种对农村的剥夺的现象开始有所减缓。

第三阶段是1995年到2002年，我们采取了结构调整政策，逐步减少对农业的剥夺，减少对农业资源的抽取。我们算了一下，如果用OECD的农业生产者支持估计（PSE）方法计算的话，大概从90年代中期开始候，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开始由负向正转变，过去中国的PSE基本是负值，负值表明是对农业剥夺，正值对农业是保护，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值由负变为正，表明我们对它的战略趋向发生了变化。

从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也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论段，，要对农业实施反哺政策，标志着整个国家对农业战略的趋向发生战略性转变，由过去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开始真正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农业农村发展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个最标志的就是从2006年1月份开始，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给予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